黃大志教授|美國民主制的弊病

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前，當時的美國革命領袖如華盛頓、富蘭克林、傑弗遜等人都深受法國社會學者盧梭和其他人的“自由平等”學說影響。盧梭的“人人生而平等”和其他理念，負責起草美國獨立宣言、精通法文的傑弗遜將它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個華盛頓本人也參與起草的宣言，讓華盛頓在7年獨立戰爭勝利後，在他沒有意願稱王，身邊也沒人會推擁他稱王之下，宣言內容寫進了美國憲法，制定了四年一任最多兩任的總統民選制。

二百多年來，這個沒有貴族特權、擁有三權分立、崇尚個人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私有財產等價值觀的美國，曾經自認為社會制度優越，而顯耀於世，並借其強大經濟實力和最先進軍事力量，打擊“極權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等。然而，時至今日，美國標榜維護全球和平及民主自由而建立的全球霸權主義，在國際社會越來越不受歡迎，在國內也愈發不得民心，原因何在？；

不久前，美國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表自身的看法，美國式民主實質上已大為減弱。過去10年來，由於美國國內跟民主有關的種族歧視惡化、社會特殊階層對政府的不公正影響，以及貧富懸殊兩極化發展，均構成人民互不信任和社會功能失調的惡性循環，對美國向來標榜民主，維護自由的普世價值觀非常不利。“自由之家”還說，如果美國期望追尋民主的其他國家仿效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卻在世人面前展示自己制度的脆弱性、低劣性，那又何以服人，獲得他人尊敬？況且，這不正又讓美國狠批的專制國家予以口實，反唇相譏，搞得自己顏面掃地？

首先，我們得清楚華盛頓和美國先驅領袖建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它有異於西歐的資本主義性質，西歐的許多一度強大的貴族在以土地剝削為財富基礎制度崩潰後，轉化成工商業資本家，其後西歐的資本主義民選政府基於左翼社會主義勢力，建立政府大企業平衡私有資本主義大企業，並剋制後者干政的潛能。在美國的資本主義體制下，政府卻基本不做以盈利為目的的生意，而是靠大型盈利私有制企業繳交稅收和提供大量居民就業機會。

美國財雄勢大又有影響力的大企業，為了一己的商業利益，竟然可以幕後參與干預美國總統選舉的旗手。原來根據美國聯邦憲法，最高法院無權禁止企業介入競選宣傳，為自己支持的政黨候選人站隊，並給予支持和捐助。美國大企業捐與政黨的競選資金銀額之龐大，舉世罕見！

美國總統選舉機制既然與大企業支持有如此密不可分關係，這就說明了美國社會的財富懸殊深化的社會背景。固然，“拿人錢財，為人消災”是政治人物的人類最原始的做事方式。更關鍵的是，自20世紀就開始領先全球民用和軍用科技工業的美國大私營企業，它通過個人或商業集團的奮鬥努力，在法律的容許下，發揮了人類潛在對財富追求最大化和滿足貪婪的慾望。

這個慾望在美國政府完全放開私有企業發展的條件下，從19世紀末期就開始出現的“發明大王愛迪生”、“鋼鐵大王卡內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車大王福特”、“零售大王沃爾頓”、微軟比爾蓋茨和電動汽車大亨馬斯克等。無論這些人為自己創造的天文鉅額財富對社會是好是壞，但他們的貢獻卻是美國現體制下，為了維繫它已建立的全球霸權地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國大財團以其龐大財力和議論壓力，不但干預政府政策，還基於個別利益分別支持不同政黨，造成以民主黨和共和黨構成的兩黨制的政策方針混亂。譬如說，民主黨趨向自由主義，共和黨趨向保守主義，兩黨之間以排他為己任，忽視鑄建社會的凝聚力，在重大問題方面難於進行理性商談，結果只能使美國社會更陷入分裂，政治系統的運轉失效。

就拿近10年來，共和黨總統特朗普和民主黨拜登總統的兩黨的外交政策之間的迥異和翻盤行動，可看出美國外交的不穩定性。2017年特朗普就任總統後就廢除奧巴馬政府的多項政策和法案，並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及巴黎氣候協定等多項國際公約。在國際貿易方面，特朗普奉行美國至上的單邊主義，同各大貿易伙伴國打貿易戰。反之，拜登執政一年多以來，恢復美國的多邊主義，重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世界衛生組織，並修復與西方盟友的外交關係，以及從阿富汗撤軍。

最後要說的是，上面論及的美式民主制弊病及其內在的矛盾與複雜性，其標榜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形象，已不足為世人所稱羨，甚至遠不如一個歐洲小國荷蘭或瑞典的民主制度，來得單純與公正。

舉個例子，荷蘭國會議會如有意廢除現有民眾自由持槍法案，只需具有共識的議員投多數票通過便了事。但在美國，除了必須動員大多數國會議員支持，還得克服槍械製造商的“收買賄賂”、民權自由派代表的抗議，最後還需大費周章修改“神聖”的聯邦憲法，但能不能下達各州政府嚴格落實執行，卻仍然是個未知數。

哎！日前又有一名18歲青年持槍進入德薩斯州一間學校槍殺了21名學生和老師。美國槍殺無辜平民何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