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要求学校必须透明处理霸凌事件之外,社会实际上也对教育部应透明处理霸凌事件有所要求,才有助提高学校成员对霸凌事件的意识,也恢复社会人士对学校,尤其是屡次传出霸凌事件的寄宿学校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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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霸凌事件绝不是国内新闻的“稀客”,相反的,随着社交媒体和视频的兴起,我们透过各种平台与媒介,看到了更多真实的学校霸凌事件,无论是文字的新闻报道或社交媒体贴文,如“少年的头被当成足球踢”,还是“少女被扒光衣服跪地求饶”的视频,都一再地提醒我们,校园未必是学生的避风港,尤其寄宿学校更不一定是学生聚起来,大家一起努力向上、欢乐和谐学习的地方。
这是自媒体时代所带来的益处之一,因为信息的传播不再只掌握在少数有权有势的人手中,平民百姓甚至是弱势群体,都有能力和工具去向社会与世界传达自己的声音。也因如此,师长包庇、学校掩盖、官官相护、只手遮天或置之不理的情况,就有了无法再将学校霸凌事件“密封”起来的缺口。只是这个随着自媒体盛行所带来的缺口,最终会有多少阳光穿过裂缝,照亮黑暗中的被欺凌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该抱有希望。
“该抱有希望”我说得有点心虚,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内有关霸凌事件的新闻报道,大多始于能够吸引人阅读的霸凌事件本身,但止于官方说警察已介入调查、我们将展开内部调查、我们绝不妥协、不便透露更多细节等说辞。我所说的“希望”,燃起于教育部长上周在教师节活动上,特别提醒各校管理层不可再将校园霸凌事件隐瞒起来,以及他在几天之后宣布成立特别委员会,以探讨和改善学校性骚扰和霸凌案件的管理程序。
这份希望是闪烁的火苗,一闪一闪的,让人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熄灭,因为这最终仍须取决于教育部打击校园霸凌的意愿与强度,以及所能取得的配合。由于教长是在社交媒体发贴文表示已颁发委任状给委员会成员来间接宣布此事,而并非召开新闻发布会,因此不晓得委员会除了将“探讨”和“改善”校园霸凌事件的管理程序之外,还会否调查可能出现霸凌事件的学校,以揪出未被揭露的事件,或向警方跟进已在调查中的案件,并对外汇报当局对肇事者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有多少宗案件以“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而不了了之?
我们都知道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脆弱与敏感,有时教育手法、师长的批评、一个眼光、一句话都有可能对孩子造成深远的影响,更不要说被拳打脚踢、被群殴、被排挤、被侮辱了。再者,绝大多数被霸凌或被性骚扰者都是偏内向者,或体格与家庭背景不占上风者,因此他们更需要受到保护,更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让肇事者受到适当的惩罚与对付,而不止是看在受害者弱势的份上就要求他们息事宁人,只安排可能是同学,也可能是师长的肇事者转校,或调到其他教育局工作而已。“未成年”或许是酌情对付的理由,但绝不是不需为自己行为负责的理由。若肇事者是成年人或师长,更需被严惩。
这是社会想要看到的机制,有因有果,有始有终,而非总是不了了之,或只有当事人知道。教长在告诫学校管理层不可隐瞒学校霸凌事件时,就提及这些事件的处理必须非常透明,才能给学生带来警觉。然而,除了教育部要求学校必须透明处理霸凌事件之外,社会实际上也对教育部应透明处理霸凌事件有所要求,才有助提高学校成员对霸凌事件的意识,也恢复社会人士对学校,尤其是屡次传出霸凌事件的寄宿学校的信心。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寄宿学校,甚至是政府学校频传霸凌事件,已是导致政府学校不再是家长首选的因素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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