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珊恩.希望能真正減少校園霸凌案件

教育部要求學校必須透明處理霸凌事件之外，社會實際上也對教育部應透明處理霸凌事件有所要求，才有助提高學校成員對霸凌事件的意識，也恢復社會人士對學校，尤其是屢次傳出霸凌事件的寄宿學校的信心。

學校霸凌事件絕不是國內新聞的“稀客”，相反的，隨著社交媒體和視頻的興起，我們透過各種平臺與媒介，看到了更多真實的學校霸凌事件，無論是文字的新聞報道或社交媒體貼文，如“少年的頭被當成足球踢”，還是“少女被扒光衣服跪地求饒”的視頻，都一再地提醒我們，校園未必是學生的避風港，尤其寄宿學校更不一定是學生聚起來，大家一起努力向上、歡樂和諧學習的地方。

這是自媒體時代所帶來的益處之一，因為信息的傳播不再只掌握在少數有權有勢的人手中，平民百姓甚至是弱勢群體，都有能力和工具去向社會與世界傳達自己的聲音。也因如此，師長包庇、學校掩蓋、官官相護、隻手遮天或置之不理的情況，就有了無法再將學校霸凌事件“密封”起來的缺口。只是這個隨著自媒體盛行所帶來的缺口，最終會有多少陽光穿過裂縫，照亮黑暗中的被欺凌者，我們都不知道，但是該抱有希望。

“該抱有希望”我說得有點心虛，因為到目前為止，國內有關霸凌事件的新聞報道，大多始於能夠吸引人閱讀的霸凌事件本身，但止於官方說警察已介入調查、我們將展開內部調查、我們絕不妥協、不便透露更多細節等說辭。我所說的“希望”，燃起於教育部長上週在教師節活動上，特別提醒各校管理層不可再將校園霸凌事件隱瞞起來，以及他在幾天之後宣佈成立特別委員會，以探討和改善學校性騷擾和霸凌案件的管理程序。

這份希望是閃爍的火苗，一閃一閃的，讓人感覺隨時都有可能熄滅，因為這最終仍須取決於教育部打擊校園霸凌的意願與強度，以及所能取得的配合。由於教長是在社交媒體發貼文表示已頒發委任狀給委員會成員來間接宣佈此事，而並非召開新聞發佈會，因此不曉得委員會除了將“探討”和“改善”校園霸凌事件的管理程序之外，還會否調查可能出現霸凌事件的學校，以揪出未被揭露的事件，或向警方跟進已在調查中的案件，並對外匯報當局對肇事者所採取的行動，以及有多少宗案件以“不採取進一步行動”而不了了之？

我們都知道兒童和青少年時期的脆弱與敏感，有時教育手法、師長的批評、一個眼光、一句話都有可能對孩子造成深遠的影響，更不要說被拳打腳踢、被群毆、被排擠、被侮辱了。再者，絕大多數被霸凌或被性騷擾者都是偏內向者，或體格與家庭背景不佔上風者，因此他們更需要受到保護，更需要有人替他們發聲，讓肇事者受到適當的懲罰與對付，而不止是看在受害者弱勢的份上就要求他們息事寧人，只安排可能是同學，也可能是師長的肇事者轉校，或調到其他教育局工作而已。“未成年”或許是酌情對付的理由，但絕不是不需為自己行為負責的理由。若肇事者是成年人或師長，更需被嚴懲。

這是社會想要看到的機制，有因有果，有始有終，而非總是不了了之，或只有當事人知道。教長在告誡學校管理層不可隱瞞學校霸凌事件時，就提及這些事件的處理必須非常透明，才能給學生帶來警覺。然而，除了教育部要求學校必須透明處理霸凌事件之外，社會實際上也對教育部應透明處理霸凌事件有所要求，才有助提高學校成員對霸凌事件的意識，也恢復社會人士對學校，尤其是屢次傳出霸凌事件的寄宿學校的信心。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寄宿學校，甚至是政府學校頻傳霸凌事件，已是導致政府學校不再是家長首選的因素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