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医生的养成,攸关人命和大众健康;筛选具备“医生不可或缺的资质”的申请者,就得从中学的SPM、大学前课程水平开始;而像BMAT和MMI这类能力和资质测试,更是层层严谨把关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
此系列文的〈医科篇〉,提到国内医科的大学前课程的最低入学资格问题,也突显这种“数量文化”的弊病;但这早在SPM水平就已冒现了问题症结:MMC规定的SPM最低申请资格,是“至少SPM五科B”(包括数学或高级数学、生物、化学、物理);坦白说,这样的成绩,若加上不如人意的大学前考试的弱势表现,是不足以应付高素质医科课程的。更让问题雪上加霜的是,政府无权规范那些MMC承认的外国(如俄罗斯、乌克兰、印尼等国)医学系的录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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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习医生坠楼案发生后,槟城西医协会会长陈嘉强医生点出一个重点:“为了确保医科学生具备成为一名好医生的所有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建议所有医科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能力倾向测试。”
这真的一针见血:医学系学生,不应该只是会读书考试的书虫。
在大马,部分大型大学的高水平医学系,除了SPM和大学前课程(例:STPM、A-level)成绩必须是顶级的,申请者还得通过两关测试,也就是(1)BMAT、UCAT或ISAT等“能力倾向测验”(aptitude test),以及(2)MMI面试。
BMAT(Biomedical Admissions Test)是一种生物医学入学考试,考试长达2小时,测试学生解决问题、理解论证、数据分析、推理、运用知识等能力;UCAT(University Clinical Aptitude Test;在英国称为UKCAT)则注重学术方面知识、心理能力、性向、资质等特质;ISAT(International Student Admissions Test)一般是国际生用来申请澳洲医学、牙医和兽医等系的考试,内容包含专业知识,和评估学生批判性思维、推理等综合能力。
除了这类广受全球承认的能力倾向测验,某些大型大学(比如马大和Monash等)还要求国际水平的“多站迷你面试”(Multiple Mini Interview,简称MMI),以沟通技巧、伦理两难、同理心、尊重他人、批判性思考、团队合作等多个测验站,来测试申请者的资质、人格和行医动机,以确保他真的是一块当医生的材料。这种MMI面试法,也解决了单次面试无法全面评估应征者的问题。
过去的研究显示,大学前的“能力倾向测试结果”,能预测医学系学生的“结业成绩”(2016年9月《BMJ Open》论文);而医学系学生的“结业成绩”和“实习生表现”,有着正向关联(引2021年1月《BMC Medical Education》论文)。依此推论,“能力倾向测验结果”,实是和“见习表现”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在能力倾向测验的阶段,就已经能多少看出,一个学生将来会不会是好医生。
问题是,大马许多公、私立医科都没有这种严格筛选机制;多数大专医学系有声明申请者“must undergo an interview”(好些不是类似MMI的方法),小部分大学列出“aptitude test”为附带条件,但不是诸如国际承认的BMAT或ISAT能力测试。这过程明显忽略了“资质”筛选,以致许多被录取的学生不符合医生特质。这些学生毕业后,来到实习阶段,就会面对很大障碍,压力也比其他同侪大。
基于“病人的安危和健康是终极目标”这大前提,资深指导医生必须给予实习医生严格训练;但严格、严苛和霸凌之间,对某些前辈医生(或实习医生)来说,可能不是那么明确区分。一个惯性霸凌的指导医生,是有必要自我检讨和予以惩处;但反过来说,面对能力不强、跟不上教导的实习生,“恨铁不成钢”,真的就是指导医生的贴身感受。
一个好医生的养成,攸关人命和大众健康;筛选具备“医生不可或缺的资质”的申请者,就得从中学的SPM、大学前课程水平开始;而像BMAT和MMI这类能力和资质测试,更是层层严谨把关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
少了这些能力和资质测试把关,将导致实习医生力所不逮的悲剧,而这种医学界的悲剧,最终将引致的,是全民和国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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