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好醫生的養成,攸關人命和大眾健康;篩選具備“醫生不可或缺的資質”的申請者,就得從中學的SPM、大學前課程水平開始;而像BMAT和MMI這類能力和資質測試,更是層層嚴謹把關中,非常重要的兩個環節。
此係列文的〈醫科篇〉,提到國內醫科的大學前課程的最低入學資格問題,也突顯這種“數量文化”的弊病;但這早在SPM水平就已冒現了問題癥結:MMC規定的SPM最低申請資格,是“至少SPM五科B”(包括數學或高級數學、生物、化學、物理);坦白說,這樣的成績,若加上不如人意的大學前考試的弱勢表現,是不足以應付高素質醫科課程的。更讓問題雪上加霜的是,政府無權規範那些MMC承認的外國(如俄羅斯、烏克蘭、印尼等國)醫學系的錄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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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習醫生墜樓案發生後,檳城西醫協會會長陳嘉強醫生點出一個重點:“為了確保醫科學生具備成為一名好醫生的所有心理素質和應對能力,建議所有醫科新生在入學前,進行能力傾向測試。”
這真的一針見血:醫學系學生,不應該只是會讀書考試的書蟲。
在大馬,部分大型大學的高水平醫學系,除了SPM和大學前課程(例:STPM、A-level)成績必須是頂級的,申請者還得通過兩關測試,也就是(1)BMAT、UCAT或ISAT等“能力傾向測驗”(aptitude test),以及(2)MMI面試。
BMAT(Biomedical Admissions Test)是一種生物醫學入學考試,考試長達2小時,測試學生解決問題、理解論證、數據分析、推理、運用知識等能力;UCAT(University Clinical Aptitude Test;在英國稱為UKCAT)則注重學術方面知識、心理能力、性向、資質等特質;ISAT(International Student Admissions Test)一般是國際生用來申請澳洲醫學、牙醫和獸醫等系的考試,內容包含專業知識,和評估學生批判性思維、推理等綜合能力。
除了這類廣受全球承認的能力傾向測驗,某些大型大學(比如馬大和Monash等)還要求國際水平的“多站迷你面試”(Multiple Mini Interview,簡稱MMI),以溝通技巧、倫理兩難、同理心、尊重他人、批判性思考、團隊合作等多個測驗站,來測試申請者的資質、人格和行醫動機,以確保他真的是一塊當醫生的材料。這種MMI面試法,也解決了單次面試無法全面評估應徵者的問題。
過去的研究顯示,大學前的“能力傾向測試結果”,能預測醫學系學生的“結業成績”(2016年9月《BMJ Open》論文);而醫學系學生的“結業成績”和“實習生表現”,有著正向關聯(引2021年1月《BMC Medical Education》論文)。依此推論,“能力傾向測驗結果”,實是和“見習表現”有密切關係;甚至可以說,在能力傾向測驗的階段,就已經能多少看出,一個學生將來會不會是好醫生。
問題是,大馬許多公、私立醫科都沒有這種嚴格篩選機制;多數大專醫學系有聲明申請者“must undergo an interview”(好些不是類似MMI的方法),小部分大學列出“aptitude test”為附帶條件,但不是諸如國際承認的BMAT或ISAT能力測試。這過程明顯忽略了“資質”篩選,以致許多被錄取的學生不符合醫生特質。這些學生畢業後,來到實習階段,就會面對很大障礙,壓力也比其他同儕大。
基於“病人的安危和健康是終極目標”這大前提,資深指導醫生必須給予實習醫生嚴格訓練;但嚴格、嚴苛和霸凌之間,對某些前輩醫生(或實習醫生)來說,可能不是那麼明確區分。一個慣性霸凌的指導醫生,是有必要自我檢討和予以懲處;但反過來說,面對能力不強、跟不上教導的實習生,“恨鐵不成鋼”,真的就是指導醫生的貼身感受。
一個好醫生的養成,攸關人命和大眾健康;篩選具備“醫生不可或缺的資質”的申請者,就得從中學的SPM、大學前課程水平開始;而像BMAT和MMI這類能力和資質測試,更是層層嚴謹把關中,非常重要的兩個環節。
少了這些能力和資質測試把關,將導致實習醫生力所不逮的悲劇,而這種醫學界的悲劇,最終將引致的,是全民和國家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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