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打灵再也28日讯)华总总会长丹斯里吴添泉说,华社必须继续大力支持三大支柱之一的华文报,而政府也必须尊重各媒介的新闻自由,通过多管齐下让我国媒体和华文报能持续面对各项挑战,迎向更美好的明天。
他昨晚在2020和2021年度编协拿督黄纪达新闻奖颁奖礼上说,华文报目前应该比过去任何时候,还需获得全国华社的关心和维护,以确保我国为数不多的华文报能继续取得华社大力支持与捍卫,取得稳健成长和永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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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闻构成影响
他指出,近年华文报面对许多各方面的严峻挑战,除了网络社交媒体,也包括一些不负责任的非主流、或由某些涉及业配,或存有政治动机和背景社交网站的影响,经常“不劳而获”的引述或利用华文报发布的具公信力新闻和消息,进行符合本身意图或目标的蓄意扭曲,泡制了所谓的“假新闻”或“假消息”,对华文报构成一定的影响。
“其他客观因素如国际新闻纸价格、出版、运输、派报以及整个软硬体生产成本的增加等,同样为我国的华文报带来沉重的营运压力。”
报纸成本远高市价
他举例,当华社和读者们了解一份报纸的生产和出版成本,远比市价还要高的情况下,大家应对报纸在上个月初被迫调整的市场零售价,给予高度谅解和接受,并继续以最实际的订阅或购报行动,继续力挺和支持华文报。
华社华文报唇齿相依
“在多元国情下,我国华文报对华社所扮演的角色,相信是全世界最积极和最吃重的,我国华社和华文报多年来的关系是唇齿相依,同进退的。”
“我国华文报、报人们与华社脉搏共跳动,扮演华社与政府积极有效的沟通桥梁,几乎全年无休,每天总动员在反映华社广大民意民情,以中立客观,国家和全民利益至上,据理捍卫华社权益,并以不亢不卑的办报原则,坚守新闻工作的报人精神,赢取全民认同和尊重。”
他总结一句,马来西亚华社不能没有华文报。
促给予媒体足够新闻自由
另外,吴添泉希望中央、各州政府,以及朝野政治人物们应更尊重包括华文报所有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给予媒体在这个国家所标榜和奉行的民主体制下足够的新闻自由。
他认为,对真正贯彻民主的国家来说,媒体和新闻自由是如影随形、息息相关的,换句话说,要看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只要看这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便一目了然了。
2020年庄智雅服务精神奖得主
彭早慧:媒体自强跨越划时代转型
2020年拿督斯里庄智雅服务精神奖得主是前光明日报总编辑彭早慧。
她感悟,原来自己是在40年前成为媒体人,沉浸在这个行业加减30多年,竟浑然不觉时日过,真是太幸福了,因为不是很多人有机会在深爱的工作中欣欣成长,在人生第一志愿的工作里终老。
她感到非常幸运,因为一路走来,一直获得前辈们不吝的提点与无私的经验分享,在路上遇到许多理念一致的同道中人,以及相互扶持的同伴们一起并肩前行。
自我鞭策“与时并进”
她说,从20世纪80年代跨越至21世纪,媒体生态屡经划时代的演变,从民营民辧至集团企业化,从平面至跨媒体再到多媒体,每一场锐变都是一次崭新的提升,在在考验媒体人的自强能量。
“从面对来自有关当局悬在头上的那把无形刀,至来自键盘后面看不见影子的子弹,无论在那些年还是在今天,媒体人日复日所面对的挑战、考验和监督的力度,始终和媒体自我鞭策的‘与时并进’精神不谋而合。”
“让我借此机会,跟一直抱持初心,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使命的每一位说声‘幸苦了’。同时也请相信荆棘中一样可以开满繁花。”
彭早慧在1982年加入《马来亚通报》任职日文翻译,1983年进入《生活出版集团》任职日文翻译,1985年调任《新潮》杂志主编,1986随着《新晚报》创刊与《中国报》复刊,调任报界至2000年先后出仼企划编辑、执行编辑、助理副总编辑、副总编辑和总编辑。
2001年转战图书产业 ,专责中文图书采购/出版及版权买卖。2006年加入世华媒体,任职《亚洲眼》月刊主编,2007年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至2016年。
2021年庄智雅服务精神奖得主
黄泽荣:没参赛而得奖感意外
前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黄泽荣获得2021年拿督斯里庄智雅服务精神奖。
他坦言,没参赛而得奖,委实出乎意料,感悟原来告别江湖,不在江湖,往昔打拼的事迹和精神不至于完全随风而逝。
他说,媒体江湖是其朝朝暮暮、暮暮又朝朝地深情投入了超过38年的唯一地方,既是职场,也是身心全然融入的归处。
《星洲日报》东渡深耕
他回忆过去表示,在报业巨人丹斯里张晓卿的引领下,他和团队负责在砂拉越落实《星洲日报》东渡计划,从南到北,以9年完成三个阶段的扩展;北婆罗洲的沙巴则在2014年于亚庇落实。
“《星洲日报》在1997年横跨南中国海到砂拉越古晋设厂印刷,第一次有全国性报刊不靠空运入境东马,让砂拉越人首次感受到‘不再是西马来的报纸’ ,并借此据点全面打开市场,之后又分别在诗巫和美里建设第二及第三间具有规模的印刷厂,凡是华人聚居的地方,包括邻国汶莱都有完整的采访和业务网络,深入砂拉越华裔百姓家。”
“除了印刷《星洲日报》,我们也承印全国性的巫、英报章,既逐步强化了东西马国民融合的意识,更明显的是彻底改变了砂拉越的媒体生态,砂拉越纸媒从业员的市场待遇从而大为改进,直接缩短了跟西马同事、同业之间的福利差距,鼓励与刺激新闻专业发展,增进了砂拉越新闻从业员的信心。”
另一方面,黄泽荣说,有幸在职场生涯的后20年参与管理媒体运作,也修改和制定一些中文报业的规则,然而转型和蜕变并非只是呼啸来去的风潮,它们是持续砥砺前行的工程。
“我感恩于社长张晓卿,还有跟我一路走来的团队,跟我在东西马一起并肩打拚的老战友、老同事们──没有你们,我什么都不是,新闻事业的精神从来就是集体的、团队的、相互匹配和扶持的!”
黄泽荣也谈起中文媒体守护华裔身分认同,认为马来西亚公民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具有国民身分和种族身分,除非选择移民,身分也“徒置”,否则种族身分是从始至终的烙印。
族裔身分认同是华社栖枝
他解释,一名华裔公民不管完全符合什么宗教信仰规定,甚至完全融入非华人社会的生活习惯,在实境蕴含的模糊中,依然被官方界定为华族,编入大马华人社群的行列中,换句话说,宗教信仰和姓名可以改,但出生证件的种族源流保持不变。
“既然如此,族裔身分的认同就是大马华社安身立命的共同栖枝。”
黄泽荣在1979年5月开始媒体生涯,投身砂拉越中文报《诗华日报》8年,1988年加盟《星洲日报》,先后担任东马记者,东马区采访主任、东马区主任、东马区经理、东马区主编、姆禄报业机构总经理、董事兼首席执行员、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董事经理、世界华文媒体集团执行董事直到2017年10月告别了38年5个月在媒体行业的职场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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