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塔努西婭：我是印裔，我用马来文创作
语言一直被视为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族群的身分象征，体现其文化历史背景。
而绝大多数人在文学创作时，都会使用母语或日常生活最常运用的语种为表达的主要方式，顺理成章且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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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塔努西娅（Thanusya Shanmuganathan）却打破这种理所当然。
一名印裔女作家勇闯马来文坛，7年内完成31部作品，当中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句、剧本等等，原本以英文创作的她，大学时期转用马来文创作，曾被印裔同胞质疑她是否已经遗忘自己的语言，也曾被巫裔同胞劝说不如改教。
用其他族群的语文创作，难道就等于丧失自我的身分认同？
与塔努西娅见面那一日，阳光正好，烈日当空。她背着双肩包，穿着一袭传统的印裔服装，在报馆保安处填写个人资料。
我们俩打了招呼，我便领着她到会客室，在谈及她热爱的文学事业时，因为笑容露出的虎牙，以及那双小鹿般忽闪忽闪水盈盈的大眼睛，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
塔努西娅自小学开始便热爱阅读和写作，当时的她以英文创作为主，初二、初三参加许多校内外的比赛，经常有所斩获。
在校园被霸凌，借写作宣泄情绪
“我初二时写过一部短篇小说，内容关于爱情与友情，还打印装订好，给朋友传阅，让她们给反馈意见，我就是这样开始的。”
与此同时，初二的英语老师鼓励她写日记，记录她的心情和宣泄情绪。
“我经常被校园霸凌。你知道那些经常跟在老师身后的好好学生？虽然我不是有意当老师的‘小尾巴’，但无论如何最后还是变成这个角色。”
“有些人会不喜欢我，欺负我或给我取外号。”
于是，写作成为她情绪的出口，将不愿意说、不想说、不能说的故事和经历化作文字成书。
2006年，她获得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录取，主修大众传播，持续着英文写作，一直到遇见她人生的伯乐——她的大学讲师，也是大马作家协会（Persatuan Penulis Nasional Malaysia，简称PENA）主席沙烈·拉哈末博士。
“他第一次给我们布置的作业，是让我们写马来文小说的读后感，分析其语言等等，我就从那开始阅读马来文小说。”
从此，她的人生开始了新篇章，与马来文学创作结下不解之缘。
大学毕业后，她曾到《The Malaysian Reserve》、《The Malaysian Insider》担任财经记者，虽然算是跟大学专业搭边，却与她的兴趣方向相去甚远。
尔后转投出版业，在某知名连锁书局工作长达4年，从中吸纳了市场喜好、营销相关的知识，为她日后的创作事业做好铺垫。
惊悚小说是事业的开端
除了以笔名米拉·娜塔莎（Meera Natasya）撰写3本马来文长篇小说，她还以原名撰写短篇故事和剧本。
尽管《Tak Sengaja Cinta》是她2014年第一本出版，且一战成名的长篇小说，但是真正开启她事业的是她2013年撰写的惊悚小说《Savithri》。
“这部小说是我当时的参赛作品，也许那时候我还非常稚嫩，在这领域是新人，于是投稿到出版社就被‘投篮’了。”
“我后来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怎么写成这样？相比起7年后的我，当时真是完全的生手。”
于是，她重新捡起这部搁置多年的小说，通过一部部惊悚片培训自己这方面的触感，重新改写，终于在近期出版。
“我是个容易受惊又胆小的人，原来连打雷的夜晚都会害怕，现在已经‘蜕变’进化了。”
她说，她知道幽灵是存在的，因为她还曾在家里看到过祖母和父亲的灵魂。
“在兴都教文化里，我们在人死后的第16天会进行一场仪式将他们送到死后的世界，因此在仪式前的16天内，他们会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只视乎我们看不看得见，能不能感受到。”
比如祖母生前最爱坐在窗边看报纸，在祖母丧礼后，她在客厅睡着了，睁眼之时“看见”一个白影坐在窗边，响起报纸翻阅的声音；就好像父亲逝世后，她仍能感觉到父亲就在身边。
父亲离世，我的世界随之坍塌
提及父亲，她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丝落寞和忧伤，泪水充盈她的眼眶。她擦了擦泪回忆道，父亲是她创作这条路上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她最好的朋友。
今年36岁的塔努西娅，出生于雪兰莪一个公务员家庭。父亲有过两段婚姻，共有6个孩子，塔努西娅和哥哥则为第二任妻子所生，她亦是家中老幺。
有别于刻板印象中重男轻女的印裔家庭，她与父亲的关系非常亲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几乎有求必应，甚至到了即便她不开口，父亲仿佛能接收到心电感应的程度，抢先满足她的需求。
“每一次想要吃什么，我只是心里想着，父亲下一刻就已经给我带回来了。像有一晚上我在写稿，心里正想着吃一点巧克力，父亲就敲门进来，问我吃不吃巧克力，诸如此类。”
这种不点自明，未语先懂，只属于亲子之间的心灵相通，经历过的人会知道有多暖。
每一次父亲外出与朋友聚会，他都会带上她的小说出门，一一向同事、朋友推销；当她身边周遭的人，对于她以写作为生表达担忧、质疑和反对时，惟他坚定不移地支持，不断鼓励她继续写作，并且引以为傲。
“有一次我与其他作家联合出版的作品发布会，父亲也出席了。我看见他坐在台下的表情，我知道他非常高兴，为我感到骄傲。”
也因此，2020年12月，父亲的骤然离世给她带来巨大的打击，让她一度陷入抑郁。她不仅失去了父亲，还失去最好的朋友和最坚实的靠山。
“我的世界坍塌了。”她哽咽着说。
所幸，当时她正在为国营台编写剧本，忙碌的工作将她暂时拉出了悲伤的泥沼，创作再一次地挽救了她。
何不将印裔文化写进书里？
对于文学创作者而言，作品销量自然与收入挂钩，让她郁闷的是，每当出版作品时，人们总是向她道贺，可惜一句句的“恭喜”或赞美之词，都没有变成实打实的销量。
“因为我有账单要支付，尤其是我的父亲去世之后。”
除却现实的收入问题，她面临的还有作品特色引起的争议。
将印裔同胞的宗教、文化元素融入创作，是其作品最大的特色，亦是她坚持创作的原因。
“有一位大学老师虽然从未教过我，但她得知我用马来文创作后就说，既然我用马来文写作，何不将印度人的文化写进书里？”
这番话犹如醍醐灌顶，也因此奠定了她的写作方向和基调。比如在言情小说《Tak Sengaja Cinta》中，普及印裔的婚礼习俗；惊悚小说《Savithri》里提及宗教、信仰等等，借此让其他种族的同胞更了解印裔的文化。
“如果每个人都能了解彼此的文化，种族课题会少很多。”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她的用心良苦。
“有些人不太喜欢我的做法，淡米尔语族群担忧我身为印裔，用马来文写作，会失去我的身分认同，然后遗忘淡米尔语，或认为我会改教。”
“对质疑我会改教的人，我曾挑战对方，让他一年后回来再看看我是否已经改教。”
她坦承，确实曾有穆斯林询问过，既然用马来文创作，何不改教呢？但她并不认为有这个必要。
“用马来文创作就一定要改教吗？马来文不等于伊斯兰群体。”她反问。
她笑说，实际上她对语言非常感兴趣，目前还在学其他的语言，包括中文，不知道未来是否能看到她用中文写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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