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塔努西婭：我是印裔，我用馬來文創作
語言一直被視為一個民族的“根”，是一個族群的身分象徵，體現其文化歷史背景。
而絕大多數人在文學創作時，都會使用母語或日常生活最常運用的語種為表達的主要方式，順理成章且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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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塔努西婭（Thanusya Shanmuganathan）卻打破這種理所當然。
一名印裔女作家勇闖馬來文壇，7年內完成31部作品，當中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句、劇本等等，原本以英文創作的她，大學時期轉用馬來文創作，曾被印裔同胞質疑她是否已經遺忘自己的語言，也曾被巫裔同胞勸說不如改教。
用其他族群的語文創作，難道就等於喪失自我的身分認同？
與塔努西婭見面那一日，陽光正好，烈日當空。她揹著雙肩包，穿著一襲傳統的印裔服裝，在報館保安處填寫個人資料。
我們倆打了招呼，我便領著她到會客室，在談及她熱愛的文學事業時，因為笑容露出的虎牙，以及那雙小鹿般忽閃忽閃水盈盈的大眼睛，讓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小。
塔努西婭自小學開始便熱愛閱讀和寫作，當時的她以英文創作為主，初二、初三參加許多校內外的比賽，經常有所斬獲。
在校園被霸凌，借寫作宣洩情緒
“我初二時寫過一部短篇小說，內容關於愛情與友情，還打印裝訂好，給朋友傳閱，讓她們給反饋意見，我就是這樣開始的。”
與此同時，初二的英語老師鼓勵她寫日記，記錄她的心情和宣洩情緒。
“我經常被校園霸凌。你知道那些經常跟在老師身後的好好學生？雖然我不是有意當老師的‘小尾巴’，但無論如何最後還是變成這個角色。”
“有些人會不喜歡我，欺負我或給我取外號。”
於是，寫作成為她情緒的出口，將不願意說、不想說、不能說的故事和經歷化作文字成書。
2006年，她獲得馬來亞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學院錄取，主修大眾傳播，持續著英文寫作，一直到遇見她人生的伯樂——她的大學講師，也是大馬作家協會（Persatuan Penulis Nasional Malaysia，簡稱PENA）主席沙烈·拉哈末博士。
“他第一次給我們佈置的作業，是讓我們寫馬來文小說的讀後感，分析其語言等等，我就從那開始閱讀馬來文小說。”
從此，她的人生開始了新篇章，與馬來文學創作結下不解之緣。
大學畢業後，她曾到《The Malaysian Reserve》、《The Malaysian Insider》擔任財經記者，雖然算是跟大學專業搭邊，卻與她的興趣方向相去甚遠。
爾後轉投出版業，在某知名連鎖書局工作長達4年，從中吸納了市場喜好、營銷相關的知識，為她日後的創作事業做好鋪墊。
驚悚小說是事業的開端
除了以筆名米拉·娜塔莎（Meera Natasya）撰寫3本馬來文長篇小說，她還以原名撰寫短篇故事和劇本。
儘管《Tak Sengaja Cinta》是她2014年第一本出版，且一戰成名的長篇小說，但是真正開啟她事業的是她2013年撰寫的驚悚小說《Savithri》。
“這部小說是我當時的參賽作品，也許那時候我還非常稚嫩，在這領域是新人，於是投稿到出版社就被‘投籃’了。”
“我後來回頭看的時候，會覺得自己怎麼寫成這樣？相比起7年後的我，當時真是完全的生手。”
於是，她重新撿起這部擱置多年的小說，通過一部部驚悚片培訓自己這方面的觸感，重新改寫，終於在近期出版。
“我是個容易受驚又膽小的人，原來連打雷的夜晚都會害怕，現在已經‘蛻變’進化了。”
她說，她知道幽靈是存在的，因為她還曾在家裡看到過祖母和父親的靈魂。
“在興都教文化裡，我們在人死後的第16天會進行一場儀式將他們送到死後的世界，因此在儀式前的16天內，他們會一直在我們的身邊，只視乎我們看不看得見，能不能感受到。”
比如祖母生前最愛坐在窗邊看報紙，在祖母喪禮後，她在客廳睡著了，睜眼之時“看見”一個白影坐在窗邊，響起報紙翻閱的聲音；就好像父親逝世後，她仍能感覺到父親就在身邊。
父親離世，我的世界隨之坍塌
提及父親，她臉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一絲落寞和憂傷，淚水充盈她的眼眶。她擦了擦淚回憶道，父親是她創作這條路上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她最好的朋友。
今年36歲的塔努西婭，出生於雪蘭莪一個公務員家庭。父親有過兩段婚姻，共有6個孩子，塔努西婭和哥哥則為第二任妻子所生，她亦是家中老么。
有別於刻板印象中重男輕女的印裔家庭，她與父親的關係非常親近，是父親的掌上明珠，幾乎有求必應，甚至到了即便她不開口，父親彷彿能接收到心電感應的程度，搶先滿足她的需求。
“每一次想要吃什麼，我只是心裡想著，父親下一刻就已經給我帶回來了。像有一晚上我在寫稿，心裡正想著吃一點巧克力，父親就敲門進來，問我吃不吃巧克力，諸如此類。”
這種不點自明，未語先懂，只屬於親子之間的心靈相通，經歷過的人會知道有多暖。
每一次父親外出與朋友聚會，他都會帶上她的小說出門，一一向同事、朋友推銷；當她身邊周遭的人，對於她以寫作為生表達擔憂、質疑和反對時，惟他堅定不移地支持，不斷鼓勵她繼續寫作，並且引以為傲。
“有一次我與其他作家聯合出版的作品發佈會，父親也出席了。我看見他坐在臺下的表情，我知道他非常高興，為我感到驕傲。”
也因此，2020年12月，父親的驟然離世給她帶來巨大的打擊，讓她一度陷入抑鬱。她不僅失去了父親，還失去最好的朋友和最堅實的靠山。
“我的世界坍塌了。”她哽咽著說。
所幸，當時她正在為國營臺編寫劇本，忙碌的工作將她暫時拉出了悲傷的泥沼，創作再一次地挽救了她。
何不將印裔文化寫進書裡？
對於文學創作者而言，作品銷量自然與收入掛鉤，讓她鬱悶的是，每當出版作品時，人們總是向她道賀，可惜一句句的“恭喜”或讚美之詞，都沒有變成實打實的銷量。
“因為我有賬單要支付，尤其是我的父親去世之後。”
除卻現實的收入問題，她面臨的還有作品特色引起的爭議。
將印裔同胞的宗教、文化元素融入創作，是其作品最大的特色，亦是她堅持創作的原因。
“有一位大學老師雖然從未教過我，但她得知我用馬來文創作後就說，既然我用馬來文寫作，何不將印度人的文化寫進書裡？”
這番話猶如醍醐灌頂，也因此奠定了她的寫作方向和基調。比如在言情小說《Tak Sengaja Cinta》中，普及印裔的婚禮習俗；驚悚小說《Savithri》裡提及宗教、信仰等等，藉此讓其他種族的同胞更瞭解印裔的文化。
“如果每個人都能瞭解彼此的文化，種族課題會少很多。”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她的用心良苦。
“有些人不太喜歡我的做法，淡米爾語族群擔憂我身為印裔，用馬來文寫作，會失去我的身分認同，然後遺忘淡米爾語，或認為我會改教。”
“對質疑我會改教的人，我曾挑戰對方，讓他一年後回來再看看我是否已經改教。”
她坦承，確實曾有穆斯林詢問過，既然用馬來文創作，何不改教呢？但她並不認為有這個必要。
“用馬來文創作就一定要改教嗎？馬來文不等於伊斯蘭群體。”她反問。
她笑說，實際上她對語言非常感興趣，目前還在學其他的語言，包括中文，不知道未來是否能看到她用中文寫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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