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集強／他山之石

近年來，社區營造或地方創生概念盛行於馬來西亞各個城市，尤其是華人社會當中，青年公共知識分子開始熱衷推動社會改革，甚至出現青年返鄉工作，參與社區建築等例子不勝枚舉。由於同屬於中文世界，許多本地青年從臺灣社區營造的經驗中學習到一些新概念；在非政府組織方面，兩地文化人在約20年前已有密切的來往與交流，包括古蹟保存界、藝文界乃至於商界等，所產生的影響相當顯著。若將社區概念放在聯合國推動的永續發展等普世價值面向來看，不論在社區工作上面臨的問題或在訂定目標方面，則很容易在經驗上互相分享及提點。

然而，由於兩者在文化背景方面有著本質上的差異：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宗教背景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等複雜因素，造成社區概念不一致的現象；臺灣經歷過日治時期、國民黨執政跟2000年政黨輪替後形成的國家認同等複雜情緒，因此在社區工作上面臨的問題也有所不同。尤其臺灣在政黨輪替之後，各方面都在爭取對文化論述的主導權，而政府比民間更早意識到這一方面的問題，因此早在1965年國民黨時代，行政院便頒佈“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社區發展採人民團體型態運作，主要內容為推行公共設施、生產福利、精神倫理等3大建設。到了1994年李登輝主政時期，由文化建設委員會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將“人”、“心”、“地”、“產”、“景”等面向切入文化發展及再生策略中，並藉由外部政策帶動“由下而上”、“民眾參與”、“社區自主”、“永續發展”的運作原則與方式，從民間藉由社區概念的重塑，以找到文化發展的核心價值。

至於馬來西亞方面，獨立後不久引發一系列族群政治鬥爭，最終造成種族之間的緊張關係，為此政府在1975年國家頒佈“睦鄰守望相助條規”（Peraturan Rukun Tetangga 1975 ）法案，借鑑英國的“鄰里守望”（Neighbourhood Watch）概念，主要為防範社區罪案，由社區居民組成夜間巡邏隊，視察社區安全。然而，除了安全，一些睦鄰社區經常舉辦聯誼活動，例如節慶聚會、社區會議、社區大掃除等，甚至在一些關鍵的時候，例如災害等事件，睦鄰計劃執制單位也會協助發放民生補助用品等。這些活動可以視為政府為塑造社區凝聚力推動的一些努力。

古蹟保存，兩地的差異

千禧年之後，全世界的古蹟保存概念逐漸成熟，加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無形文化遺產”概念，古蹟保存的熱潮漸漸從硬體保存，如老房子、老街道，擴展到無形文化方面，例如技藝、教育、生活方式等。簡單來說，古蹟保存跟社區保存逐漸結合成為更緊密的關連。在這一方面，臺灣自1990年代的社區總體營造當中，兼顧了社區文化活動中的核心元素，即人心地產景5大方面，因此自90年代以來，在各方面的經營已有一點成果，同時在觀念方面更加明確。

而在馬來西亞，除了睦鄰計劃，在城市原有的社團組織，主要在於製造社區認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凝聚力，在文化保存的推動方面，則由另一批不同的專業知識分子帶領，例如由檳城藝術教育協會（Penang Arts Ed）、吉隆坡文化企業及藝術團體聯合發起的“吉隆坡文化街”，還有因古蹟保存危機所形成的行動團體半山芭社區藝術計劃、茨廠街藝術社區計劃、搶救希望之谷支援小組等，以社區藝術活動為媒介，吸引社區居民參與，以達到重新塑造社區意識的目的。這些社區藝術計劃皆由民間機構（NGO）、藝術團體或個人發起，相較於國家資源投資的睦鄰計劃更具有民間草根的代表。

由於藝術具有廣大的包容力，在執行過程當中，能夠免除政治標籤，且在一般民眾的眼裡，不論藝術的表現形式如何前衛，最多也只是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而透過藝術做為溝通工具，把社區居民的意識形態表達出來、重建社區意識，成為這些社區藝術活動的概念主軸。

若比較臺灣的社區營造，可以發現其運動大多數由社區居民、教育工作者等組成。這些成員本身與社區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因此，在社區活動中，經常可以看見有關發展政策的討論，而社區活動一般上也顯得比較嚴肅與正規。而馬來西亞社區藝術活動則往往由公共知識分子推動，這些推動者大部分都不是社區居民，因此在執行方法以及成果表現上，跟臺灣的社區營造有著明顯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