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之,大馬華社情緒偏向血濃於水、種族文化親情、商業共同體利益、或帶有精神依賴心態的親中態度者,估計還是佔多數的,而其內因和外因可歸納為以下數點:
回想起三年前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那是一場香港民主派團體和民權分子掀起的運動,抗議港府提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容許將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到大陸內地受審,原因是香港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賦予香港的“獨立司法管轄權”地位,修訂案將會衝擊香港現有的司法獨立性。果不其然,三年後的今天,香港“一國兩制”的50年期限可說已基本提前25年結束。依形勢看,香港將逐漸融入大陸社會,依循大陸將來的政經發展而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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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看三年前大部分關心中國局勢發展的馬來西亞華人心態,可說挺中國大陸政府的佔據絕大多數,譴責和氣憤示威者之聲不絕於耳。香港示威者聲勢浩大,其中少不了偏激分子,示威時使用暴力、破壞公物、焚燒地鐵設施、妨礙工商界人士上班和貨物運輸等等,不免給人予“暴民形象”,認為應受制止和打擊。因此,偏激的大馬網民說香港警察“太斯文”了,而應該像“六四天安門”那樣,向粗暴的示威者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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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馬這場普遍挺中國中央政府的思潮議論中,我們從對一個不太瞭解大馬華人背景的法新社記者報道中,把它單純的看成是民族血統認同情緒,也許只說對了一半。對一般挺中的大馬華人來說,發洩心中對大馬種族主義色彩社會的不滿,比起了解什麼是一場公民社會、社會運動更為重要,它跟認同中國社會制度價值觀沒關係。而且,與中國商業利益掛鉤的華社團體,也會參與譴責本土支持“香港反送中”的集會,廖洋葓率領的70人集會便是一例。
據2019年9月30日媒體報道,隆雪華堂因廖洋葓等人在其建築附近集會,為撇清關係而報警,結果引來10個公民團體聯署抗議,指隆雪華堂的自保行動,有侵害集會自由權利之嫌。隆雪華堂選擇報警,而不是發短文告說明集會與己無關,也讓人理解成願意為中國政府壓制香港示威站隊,為華商團體表態,保持與中國政府的良好關係。
粗看起來,大馬華人的立場是個人的自由選擇,無可厚非,而且週末咖啡店或茶樓的好友聚會談天也是經常物以類聚,挺中立場相當一致。但如果深一層細想,以馬來政黨主導的政府對民間親華態度卻不在意,任其自然,現在甚至連1960年代第一任首相東姑曾呼籲華人應效忠馬來西亞的話都不說了;在這層面,那些喜愛相信陰謀論的人應該給自己騰出一點想象的空間,想想其背後的動機了。
1970年代以來,小學的公民課,教的是道德教育,而公民教育微乎其微,在馬來種族主義的主導下,華族子弟的效忠已不被重視。這就說明了政府對民間親華思維無所謂的原因,因為華人心在外,比心在內容易掌控得多。
而華社的華團組織,本應從獨立前的僑民意識,負起獨立後向華社宣揚本土公民意識,並藉之爭取本土權益的責任。然而,華團的潛僑民意識,仍然下意識的潛伏在其領導人身上,而不察覺,更別說期望他們去教化華社的本土公民意識了。此外,集會過後馬中公關會秘書長洪來喜發表文告說,香港問題純屬中國內政,本地人不因擅自舉辦“違法集會”,損害馬來西亞與中國的關係,兩國應攜手推動經貿人文合作交流等語。
儘管大馬華人中受民主薰陶,擁有強烈本土公民意識、確認自己身分是馬來西亞華人的還是有很多人,立場並非都支持中國和香港政府。但縱觀之,大馬華社情緒偏向血濃於水、種族文化親情、商業共同體利益、或帶有精神依賴心態的親中態度者,估計還是佔多數的,而其內因和外因可歸納為以下數點:
1.中國政府近年來通過大外宣機制,強力推動海外僑務工作以拉攏海外僑民,增加影響力。受影響的包括外籍海外華人,尤其是看得懂中文和聽得懂普通話的華人。最明顯的例子是受中國大一統傳統思想影響的社交網絡群組,他們物以類聚,頻頻轉發親華視頻,話題相當一致,似乎都站在中國官方立場。
2.馬來政黨主導政府基於以種族主義維繫政權,不宣揚愛國主義意識,因為華人如果被政府調動本土愛國主義,會更積極爭取本土公民權益,對馬來種族主義想繼續壟斷政治不利。華人如果把愛心掏向外,即使嘴裡還說我也愛馬來西亞啊!卻已打了個大折扣!
3.華人商業團體中有在中國投資的,也有與中國企業合作在馬投資的。為維繫與中國龐大市場的商業利益,不得不採取與中國政府的親善態度和聯繫,一切以和為貴,務實辦事,以不涉及政治糾紛為最佳策略。
4.中美大國博弈之下,有人說既然有美國中情局資助反華勢力,自然也會有中國推動海外僑務工作,拉攏某些華社團體。我個人認為這只是謠言,不一定可信。但海外許多華文媒體為了方便,直接引用中國官方的新聞稿發文。因為是官媒,資訊不免會偏向一方,這也應該是構成許多閱讀華文媒體的人傾向親華的原因之一。時事評論員陳亞才說得對,對中國國際形勢發展反應激烈的大部分是受中文教育的華人,而他們心中往往夾雜著利益、民族感情、普世價值等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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