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在关键时刻,能协助他人甚至自己渡过最危险的几分钟,就可以大幅降低自杀的几率。
槟城大桥的五月份特别忧郁,这个月有8个人觉得生无可念,选择在那里作为生命的终点站,从大桥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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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开始聚焦在槟城大桥的安全性,提出种种方案。有人建议设立告示牌,列出求助电话号码,网民反驳:都万念俱灰了,还有心情看告示牌?有人认为应该成立巡逻队24小时站岗,但巡逻队在桥头,有意寻死的人跑到桥尾跳下,来得及阻止吗?有人说设立电网阻止,反驳者说:还未跳海先电死。
不管怎样,这是一项值得关注和需要解决方案的课题,公众愿意关心,总好过冷漠以待,因为自杀者在跳下去之前,最缺乏的就是“关心”。
很多人听到自杀事件通常都会问:“为什么他们有勇气自杀,却没有勇气活下去?”
如果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别人的问题,疑问永远都不会得到解答,只能够说,每个人的家庭背景不一样,成长路途不一样,面对的问题不一样,抗压能力更加不一样。我们应该很庆幸没有遇上他们所遭遇的挫折和打击。
自杀是一种具有传染力的现象,这不是迷信或胡扯,一些人原本在人生旅途上遇到困境,内心正在生与死交战当中,结果别人做了演示,等于给他们鼓起勇气。所以很多时候,当一宗自杀事件发生后,会有其他同样事件接二连三发生。
这种情况又称为“维特效应”,这源自德国大文豪歌德所写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小说当年不只引起读者的共鸣,甚至在欧洲一度引发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所以这本书被不少国家列为禁书,后来的研究者也将连环式自杀现象称为“维特效应”。
从新闻从业员的角度而言,自杀不值得大事报道,星洲日报多年来低调处理这类新闻,更加不会详尽描述自杀者采用的手法。但这个社会现象不能被忽略,因为警方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去年企图自杀人数激增至312人,比起前几年明显增加。
学者在解析自杀人际理论(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时提出,有两种情况会让人衍生自杀的意念,即无归属感(thwarted belongingness)和无能累赘感(perceived burdensomeness)。当一个人没有能力建立人际关系,常觉得被忽略,不被注意,不被关爱,有一种和世界仿佛无关的孤单,脑海会冒出“是否活着没有人会在乎”的想法。
无能累赘感则是觉得自己没有用,是社会的包袱,只会带给他人困扰,甚至成为身边人的负担,最后会有“没有了自己他人会更好”的念头。
当这两种情绪碰撞起来,人生一片黑天暗地,也是生命处在最脆弱的时刻。此时如果有一个诱因出现,有可能把他们带上绝路。
也有专家指很多自杀事件和忧郁症有关。当一个人长期处在负面情绪中,或童年有过不愉快的经历,譬如遭受家暴的儿童,比较容易有厌世的感觉。2017年全国健康与发病率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每5名青少年中,有一名患有忧郁症;与2012年的调查结果相比,13岁至17岁少年的自杀意念也显著增加。
有一份研究则发现,将近一半企图自杀的个案,当事人只是在10分钟内决定轻生。换句话说,他们是在绝望中做出一时冲动的决定,而且大部分过后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只要在关键时刻,能协助他人甚至自己渡过最危险的几分钟,就可以大幅降低自杀的几率。
但这还未不够,我们还要加速自杀除罪化。目前自杀仍属于刑事罪,根据刑事法典第309条文,企图自杀或自杀不遂最高可判1年监禁,等于把厌世者救起来再重重惩罚,已经不符合逻辑和理论。
他们的肉体是获救了,心灵上还需要指点迷津,或给予实质帮助以便重生,不知这些后续行动,我们做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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