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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央社/香港明報
在香港維園再無燭光下,臺灣能否接棒成為紀念“六四”的重鎮受到關注。然而臺灣的身分認同已轉向,不同於香港對“六四”的共同記憶,缺乏與在地連結的論述,恐難讓議題生根。
去年底,香港大學拆除校園悼念六四死難者的作品“恥辱柱”後,民間團體“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發起募款,希望能在臺灣重建。即便他們已選用作品原名而非在香港廣為人知的稱呼“國殤之柱”,依然引來輿論抨擊,質疑是哪“國”?臺灣為何要紀念中國的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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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風波凸顯出臺灣歷經20多年的本土化後,在紀念“六四”上無法迴避的身分認同問題,也進一步影響議題能否在臺灣生根。
不同於香港,臺灣過去沒有大型“六四”紀念活動。2009年前,主要由“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血援會)舉辦紀念,不過在社會環境變化下,“血脈相連”不再是主流,活動規模不大。
近年自由廣場“六四”晚會的前身,是2010年在國立臺灣大學校內舉辦的紀念活動。當年就讀哲學系三年級的凃京威和幾名香港、澳門學生一起主辦,之後也參與籌辦多屆自由廣場的晚會。
凃京威表示,身分認同的分歧,也存在於當年的主辦團隊。一派學生主張關注中國民主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另一派學生主張以“六四”凸顯中國的人權問題,批評當時政府的兩岸政策。
後來,前者逐漸淡出“六四”晚會。凃京威觀察到,“平反六四”的口號越來越少出現在活動中,參與者認為“我不認同中共,也不受你統治,為什麼需要你平反?”
身分認同分歧也出現在社會質疑中。曾參與籌辦晚會的NGO工作者梁偉源(化名)說,2016年其中一個主辦單位”臺灣人權促進會”曾被質疑,作為立足臺灣的人權團體,為何不優先關注臺灣議題?
之後幾年的活動論述轉向普世的人權價值,主張臺灣作為獨立實體,應關注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並聲援在囚的中國維權律師和李明哲。“反送中”爆發後,又增添了“抵抗極權擴張”。
這讓活動的色彩繽紛:有人要“抗中保臺”,也有人關心中國民主化;有人主張臺灣獨立,也有人高喊“香港加油”。
“所以‘六四’是個爭執的場域,不是悼念,每個團體都在爭取主要論述”,梁偉源說。
晚會的主辦單位沒有統計歷年參加人數。多名曾參與主辦的成員表示,參加人數很受時事影響,少則百人;遇上香港“傘運”、“反送中”的一兩年,人數暴增至3000人。除了反映晚會的“抗中”基調,也顯示紀念活動沒有大而穩固的社會基礎。
凃京威說,紀念活動常常面對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如果關心的是普世的人權問題,為什麼是紀念“六四”而不是泰國、緬甸的民主運動?
香港社會對“六四”的情結,不僅於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使命。當年150萬人大遊行、全社會動員支持天安門學運,也是許多港人的政治啟蒙;延續30年的維園晚會,宣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仍保有的自由空間和特殊地位。
“這些共同的歷史記憶,成為香港人身分認同的一環”,專研民族主義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說。近10年間,香港紀念“六四”的意義也出現轉化,論述逐漸與本地抗爭結合,也是北京和港府禁絕紀念“六四”的原因。
“臺灣不存在這樣的情感和記憶基礎”,吳叡人說。1990年代的快速本土化,讓社會形成以臺灣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凃京威也認為,在臺灣民主化的敘事中,“六四”被視為他者。
吳叡人認為,臺港的歷史經驗差異大,“六四”在臺灣的重要性並非不證自明的,加上兩岸之間各種複雜難解的情感,不能單方面批評臺灣人不關心“六四”。
倘然有心讓臺灣社會關注這個議題,就不能只是複製香港模式。必須找到和臺灣民主傳統及歷史記憶結合的論述,並透過紮實的傳遞,說服社會,才可能在一段時間後看到效果。
臺灣的政治環境固然可年年舉辦“六四”晚會而不受阻礙,可是在迥異的身分認同和歷史記憶下,要是缺乏連結在地的論述,未必能接棒香港,讓“六四”議題在這塊土地落地生根。
今年香港維園沒有燭光,對流亡臺灣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而言,沒有這些悼念儀式並非最大損失,反而是多年來大家對六四缺乏深入反思,令追求民主自由難有寸進才是最可惜。
林榮基表示,香港年輕人見到多年來形式化的六四燭光晚會,對追求民主自由沒有幫助,加上本土意識抬頭,於是切割,認為六四與自己無關,“不可以說他們一定錯,我自己也切割,學生也沒有反思,是很可惜的。”
他強調,“反思是要讀書的”,即便現在香港不能公開悼念六四,不少香港人已移民,也可繼續深入反思六四,“在臺港人有沒有反思?”
林榮基說,臺灣人對六四少了關注是可惜的,而這是自由選擇,但透過紀念六四教育下一代有關中共的行為,是有需要的,因為可以警惕防止中共顛覆臺灣及破壞臺灣的民主制度。
香港明報社論指出,八九民運是愛國民主運動,不應遭到暴烈手段鎮壓。當下大國對抗激烈,儼如回到冷戰時代,中國當局反對將人權問題武器化,強調世界不需要裝模作樣的「教師爺”,然而還死者及歷史一個公道,不應受到國際形勢波譎雲詭所影響,縱然時代在變、環境在變,尊重歷史,平反六四,仍須堅持。
社論指出,國際形勢急轉,香港亦迎來了政治生態鉅變,維護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必須與外部政治勢力劃清界線,然而內外政治形勢變化,並不影響要求平反六四的正當性和必要性。
近年國家發展有成,當局強調要有制度自信、歷史自信,全力朝發達國家之路邁進,樹立國際領導權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硬實力軟實力當然不可少,惟歷史瘡疤一日未消,外部敵對勢力就有攻擊話柄。世界不需要假借人權搞政治操作的教師爺,但權力當局應該多聽諍言。平反六四還歷史一個公道,民族復興之路,可以走得更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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