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與記憶迥異 臺能接棒港紀念六四嗎？

身分認同分歧也出現在社會質疑中。曾參與籌辦晚會的NGO工作者梁偉源（化名）說，2016年其中一個主辦單位”臺灣人權促進會”曾被質疑，作為立足臺灣的人權團體，為何不優先關注臺灣議題？

之後幾年的活動論述轉向普世的人權價值，主張臺灣作為獨立實體，應關注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並聲援在囚的中國維權律師和李明哲。“反送中”爆發後，又增添了“抵抗極權擴張”。

這讓活動的色彩繽紛：有人要“抗中保臺”，也有人關心中國民主化；有人主張臺灣獨立，也有人高喊“香港加油”。

“所以‘六四’是個爭執的場域，不是悼念，每個團體都在爭取主要論述”，梁偉源說。

晚會的主辦單位沒有統計歷年參加人數。多名曾參與主辦的成員表示，參加人數很受時事影響，少則百人；遇上香港“傘運”、“反送中”的一兩年，人數暴增至3000人。除了反映晚會的“抗中”基調，也顯示紀念活動沒有大而穩固的社會基礎。

凃京威說，紀念活動常常面對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如果關心的是普世的人權問題，為什麼是紀念“六四”而不是泰國、緬甸的民主運動？

香港社會對“六四”的情結，不僅於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使命。當年150萬人大遊行、全社會動員支持天安門學運，也是許多港人的政治啟蒙；延續30年的維園晚會，宣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仍保有的自由空間和特殊地位。

“這些共同的歷史記憶，成為香港人身分認同的一環”，專研民族主義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說。近10年間，香港紀念“六四”的意義也出現轉化，論述逐漸與本地抗爭結合，也是北京和港府禁絕紀念“六四”的原因。

“臺灣不存在這樣的情感和記憶基礎”，吳叡人說。1990年代的快速本土化，讓社會形成以臺灣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凃京威也認為，在臺灣民主化的敘事中，“六四”被視為他者。

吳叡人認為，臺港的歷史經驗差異大，“六四”在臺灣的重要性並非不證自明的，加上兩岸之間各種複雜難解的情感，不能單方面批評臺灣人不關心“六四”。

倘然有心讓臺灣社會關注這個議題，就不能只是複製香港模式。必須找到和臺灣民主傳統及歷史記憶結合的論述，並透過紮實的傳遞，說服社會，才可能在一段時間後看到效果。

臺灣的政治環境固然可年年舉辦“六四”晚會而不受阻礙，可是在迥異的身分認同和歷史記憶下，要是缺乏連結在地的論述，未必能接棒香港，讓“六四”議題在這塊土地落地生根。

今年香港維園沒有燭光，對流亡臺灣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而言，沒有這些悼念儀式並非最大損失，反而是多年來大家對六四缺乏深入反思，令追求民主自由難有寸進才是最可惜。

林榮基表示，香港年輕人見到多年來形式化的六四燭光晚會，對追求民主自由沒有幫助，加上本土意識抬頭，於是切割，認為六四與自己無關，“不可以說他們一定錯，我自己也切割，學生也沒有反思，是很可惜的。”

他強調，“反思是要讀書的”，即便現在香港不能公開悼念六四，不少香港人已移民，也可繼續深入反思六四，“在臺港人有沒有反思？”

林榮基說，臺灣人對六四少了關注是可惜的，而這是自由選擇，但透過紀念六四教育下一代有關中共的行為，是有需要的，因為可以警惕防止中共顛覆臺灣及破壞臺灣的民主制度。

香港明報社論指出，八九民運是愛國民主運動，不應遭到暴烈手段鎮壓。當下大國對抗激烈，儼如回到冷戰時代，中國當局反對將人權問題武器化，強調世界不需要裝模作樣的「教師爺”，然而還死者及歷史一個公道，不應受到國際形勢波譎雲詭所影響，縱然時代在變、環境在變，尊重歷史，平反六四，仍須堅持。

社論指出，國際形勢急轉，香港亦迎來了政治生態鉅變，維護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必須與外部政治勢力劃清界線，然而內外政治形勢變化，並不影響要求平反六四的正當性和必要性。

近年國家發展有成，當局強調要有制度自信、歷史自信，全力朝發達國家之路邁進，樹立國際領導權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硬實力軟實力當然不可少，惟歷史瘡疤一日未消，外部敵對勢力就有攻擊話柄。世界不需要假借人權搞政治操作的教師爺，但權力當局應該多聽諍言。平反六四還歷史一個公道，民族復興之路，可以走得更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