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头头／《Tokyo Shaking》异国他乡，落尘或花粉

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样的俗谚万古恒新，特别是在国家级灾难面前，个人的生命有时候渺如蝼蚁，在国家利益、财团利益、民族习性等各种考量里，最先被抛弃、最晚被记得。

日本311大地震颠簸走过11年，惊心动魄的灾难画面依然悚栗，许多电影和纪录片也曾以此取材，或回望、或探视，灾后的哀恸和振作，铭记历史，也照一束人情暖光，伴随生者死者继续走在余下的路。

《Tokyo Shaking》则更像灾难的外围碎片，大天灾裂溢的碎屑繁杂如星斗，随便都有一个故事。电影说的即是外国人在这场灾难中的样态——他们的慌乱不安，在他人的土地上的囿困与挣扎。《Tokyo Shaking》中的法国女主管Alexandra，还没来得及建构她的东京深层体验，连日本的表皮都还未触及，就被迫在世纪大灾难里卷入慌困的漩涡。

导演Olivier Peyon镜头下的外国人大逃难，不是火烧眉头的步步惊心，而是更写实、更近现代都会生活的细碎抉择，荒诞优雅的基调中有黑色嘲讽。剧本刻意排比不同的阶级，对照灾后人的荒谬处境。Alexandra是欧洲金发白人女主管、下属有非洲黑人和日本在地人，邻居的帮佣则是东南亚移工。同为外国人，位阶越高的白人出逃的机会越大，黑人外籍下属和蓝领帮佣自然是被遗弃的一群。导演也不忘嘲讽金钱的荒谬力量，灾难当前，公司考量的依然是经济利益大于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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