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藝術家恩尼斯（Ernest Zacharevic）：沒有課題是遠離藝術的

眼尖的觀眾或許發現，《Everything Will Be OK》原型是2014年在亞特蘭大創作的壁畫作品《Living Walls》。那些在託兒所外的牆上“攀爬”的小孩，神韻一看就知出自恩尼斯之手。只是，小朋友的身軀都變成一筆隨性的噴漆，有黑有白。

問及這個設計和筆法有何特殊意義，恩尼斯笑說，就只是沒時間好好勾勒，隨手噴一噴帶過。尤其過去創作街頭藝術多是犯法行為，速度很重要。畫好人物表情神韻也夠耗時了，身軀將就些唄。

原來是觀者有心，畫者無意。恩尼斯也覺得，人們總在尋找意義和訊息。作品與某些議題連結固然重要，卻不見得每個元素都得賦予特殊符號。“如果你重視觀者與作品的連結，那你並不需要解釋那麼多，他們會看明白的。”

不以壁畫家自居，畫壁畫是為了讓更多人看見作品

雖然以壁畫闖出名堂，恩尼斯坦言，並不以街頭藝術家或壁畫家自居。“我其實一直在工作室裡創作，用不同媒介創作，我從來不自我標籤。”

10年前，街頭作畫還是“非法”的，但是檳城藝術節的活動讓他得以“合法”在街頭作畫。回想當初，人們對街頭藝術仍有偏見，“要說服他們給藝術家一整面牆來作畫真的很不簡單，我們花了好幾個月。”

沒想到，壁畫後來在全馬遍地開花。很多地方開始透過壁畫重新活化鄉鎮，吸引遊客、生意。恩尼斯看到其中的一體兩面，很多人是為了透過壁畫獲利，但另一方面，年輕藝術家有機會接觸壁畫，抒發自己的想法是好的。

作為藝術家，恩尼斯畫壁畫不是為了錢，而是視之為讓人看見自己作品，和觀眾直接溝通的方法。尤其待在工作室久了，人們根本不會知曉藝術家的創作，或者自己很害羞不敢展示新作。“可是街頭藝術是很即興的，你可以馬上看到人們的反應。”相對的，工作室的創作往往在畫展展出，然後被買下送到某個人家掛在牆上，別人就看不到了。這是恩尼斯心中壁畫的美麗所在，也驅動很多藝術家去創作。

商家願意出錢讓藝術家作畫不是不好，但他發現一些商家並沒有公平對待藝術創作。“他們想要自己的牆上有壁畫，卻不想付錢聘請畫家，或者只是請開價較低的畫家去拷貝其他藝術家的作品。”這些商家想要壁畫的金錢價值，卻沒正視畫家付出的才華、時間。

以一般眼光來看，後來壁畫風潮的作品未必都像恩尼斯的專業。但他看到這些“不專業”作品背後的其他意義，例如當地學校、社區發起的活動，一些小小創作者受到社區、父母的鼓勵來作畫。“從小我們都是這樣，父母希望我們學畫畫，在比賽得名次，可是提及深造就要我們念法律或工程，而不是藝術學院。”

在他看來，很多人是透過近10年的作品來認識他，但在他漫長的創作生涯，“前20年的作品其實也不好啊，只是人們沒看過，不知道罷了。”他認為，藝術創作者不必急著當下就呈獻出好作品，而是持續練習，增進技術，發展自己的風格，“20年後你就會做出人們津津樂道的好作品。”

用藝術為環保課題發聲

這10年，恩尼斯於2016年在印尼做了環保公益計劃《Splash and Burn》，在印尼街頭畫壁畫，還在油棕園雕出SOS（求救）的字樣。事緣2015年印尼燒芭引發嚴重煙霾，他在馬來西亞也深受其害，引起他的興趣和關注。本來只想辦籌款幫助當地機構或非政府組織，最後也著手參與策劃。他將藝術與環境議題連結起來，希望引起更多關注。

藝術與環境保護看似沒交集，恩尼斯不認同，“其實我覺得沒有課題是遠離藝術的。”在他看來，很多偉大的畫作在當時都是激進的作品，藝術家處理了別人不敢碰觸的議題。他也相信，環境議題是每個領域、每個人都不應該忽略的事。他在檳城受到來自印尼煙霾的影響，但全世界的人都在面對不同的環境問題。

問恩尼斯怎麼看待藝術才華帶給他的“能力”？他直言，並不自覺有多大能力去影響人們，那也不是他的目標，更何況，哪怕只改變一個人的想法就已經很不錯了。環保也好，或是其他重大課題也罷，恩尼斯想，藝術只是替這些議題擴大聲量，傳遞給更多人知道，希望他們做出改變。“其實每個人都可以為社會做一點什麼，就像瑞典環保少女格雷塔，她一開始也不是什麼名人或政治人物啊，她憑的就是動力、毅力來發聲。”

很多偉大作品都是在危機中誕生

來自立陶宛的恩尼斯現已是大馬女婿，與同是藝術家的妻子定居檳城。在他心中，檳城不大也不小，整個社區都是古蹟，人也友善，是宜居的城市。

然而，馬來西亞審查制度向來不那麼友善，創作者缺乏自由。恩尼斯本身也曾遭遇，2013年在新山創作的《轉角遇到匪》被指破壞柔佛州形象，被時任市長下令清除。他看得開，覺得從另一角度看，挑戰過時的條例不也是在讓藝術創作者有動力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發聲。“藝術史中很多偉大作品也都是在危機中誕生。”

他說，很多時候藝術家不一定要進入田野現場，民眾與政府的張力往往足以給予他們很多靈感。他也從來不從政治角度評斷馬來西亞，加上去過那麼多國家，也有別的政治上不認同的地方。“真的很難找到政治氣候讓你很舒服的地方，尤其民主國家每四五年就有變化。”

所以每到一個地方，恩尼斯不去評斷那裡的政府、政治環境或法律，而是感受當地社區和人。他更喜歡和藝術家交流，不管審查制度帶來什麼挑戰，他們都能持續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