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隆坡8日讯)全国毒品罪案调查部总监拿督阿育汉指出,很多毒贩为了隐藏身分及借助生意的便利贩毒,会在不同的领域创立多家公司,如运输公司、食品公司及地产公司等,并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热心慈善的企业家。
他在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时举例说,警方曾破获如食品公司及汽车零件公司,以鱼目混珠的方式,将毒品藏在运输的食品及汽车零件里,再以合法出口文件企图蒙混海关,将大批毒品运送出国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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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为了将贩毒所得洗白,一些毒贩会将贩毒所获得的暴利,转入合法公司的账目里,如房地产公司内,通过一些洗钱手法,让这些不法收入转成正当的盈利。
“毒贩不会只利用单一的公司去掩饰自己,各行各业都能成为他们的掩护伞,混淆执法人员的视线。”
阿育汉指出,甚至有些毒贩在通过贩毒致富后,也会开始致力行善,将钱捐出去做慈善事业,成为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大慈善家和大好人。
他分析,当警方要对付这些“大慈善家”时,他们的支持者甚至会出来声讨警方,抨击警方胡乱执法。
须援引SOSMA对付
他说,用以对付贩毒活动的危险毒品法令第39B虽然严峻,但却丝毫拿这些贩毒活动幕后人没办法;要对付这些人,警方需要以对付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方式行事,如援引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SOSMA)法令、2001年反洗黑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AMLA)法令及1985年危险毒品(特别防范措施)(LLPK)法令。
他举例说,警方可援引LLPK先限制及扣押毒贩,让警方有充裕的时间搜集证据,然后援引SOSMA对付有关毒贩,甚至援引AMLA来充公及冻结毒贩和毒枭的资产,以彻底摧毁贩毒集团。
“若没有上述法令的帮忙,警方最多只是逮捕一些小毒贩,而那些真正赚取暴利的毒枭将可一直逍遥法外。”
阿育汉指出,SOSMA不仅对付恐怖分子,更是对付毒贩的重要法令,随着SOSMA法令第4(5)条文于今年不获准延长后,警方再也不能以之延扣毒品案嫌犯28天。
他解释说,在处理一些重大的贩毒案件时,警方可能会一次性逮捕数十名嫌犯,而一般推事庭允许延扣的期限又不够长,因此警方将可能面对调查时间不足的挑战。
他说,SOSMA也赋予警方在不经过法庭的情况下延扣嫌犯,这有利于警方秘密查案,而若按一般程序,毒品案嫌犯需带往法庭延扣,嫌犯的同党可能因此收到消息而潜逃,这在无形中扰乱了警方的部署。
需3点证明 毒贩难入罪
阿育汉也坦言,每年被控的毒贩多达数千人,但能够被判有罪的却非常少,这是因为在有关毒品案入罪方面,警方需证明犯罪嫌疑人拥有、保管和控制有关毒品,而要同时证明这三点,是很不容易的。
金三角运往各国“起点”
马中转站 毒王最爱
阿育汉指出,根据数据显示,在缅甸、老挝、泰国交界地区的金三角,是东南亚的毒品供应区,我国因地理位置处于在金三角下方,就成为了所有毒品的中转站,毒贩将金三角的毒品先运来我国,再运到印尼及其他中东及西亚国家等。
95%毒品来自金三角
他说,我国95%的毒品如冰毒及大麻,都是从金三角地入境的,这些毒品大部分会转运出国,也有部分会留在我国市场,供本地吸毒者吸食。
“以前我国的毒品来源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及欧洲国家等,当时大马发现的K他命及海洛因多来自这些国家,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来自这些国家的毒品已大为减少了。”
他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时指出,一些软性毒品如一粒眠及摇头丸等,则是毒贩利用化学知识,在我国成立毒品加工厂,自行制毒贩卖给吸毒者。
仍有人冒死贩毒赚暴利
他剖析,毒品能为毒贩带来暴利,哪怕我国贩毒的刑罚是死刑及终生监禁,但仍有人愿意冒险,因为他们将毒品当成一门非法却能带来暴利的生意,更愿意承担与之相关的风险。
他说,警方首要打击的是滥用毒品问题,因为一些毒品如大麻可用在医药和食品等,因此若彻底杜绝这类毒品,也会对医药和食品行业造成阻碍。
全球物流化 运输业易运毒
阿育汉指出,全球化的贸易模式及发达的物流,让毒贩可更容易的利用运输业,将毒品运送到世界各国。
他说,根据警方情报显示,我国非生产毒品的国家,所有运入我国的毒品都是通过3种渠道,分别是陆路、海路及空运方式,当中以陆路最多,其余海路及空运的方式则比较少。
“这是因为陆路运输方便,也能运输大批的毒品,一次就能运送几百公斤甚至上吨的毒品,警方就曾在马泰边境,破获利用罗里载运上吨大麻的贩毒案。”
阿育汉透露,根据过往的取缔成果,那些运载毒品的车辆都会经过改装,如油箱被改造成一半装汽油,一半装毒品,也有罗里将车身的木板全部掏空,将毒品藏在夹心板里。
货柜运毒 破案不易
“除了上述方式,毒贩也会利用货柜来运毒,他们会将毒品包装成各式各样的商品,如铁观音茶等,当做一般货物的方式运输。”
他指出,要侦破货柜运毒案并不容易,因为关税局所配备的扫描仪无法侦查出货柜内是否混有毒品,只能侦查出香烟、酒或爆炸物等违禁品。
他说,哪怕有警犬协助,但也不足以应付数量庞大的货柜运输。
阿育汉指出,海关于去年5月22日缉获了一批值180万令吉的毒品药丸,毒贩将这批药丸藏在类似办公室椅子的轮胎里掩人耳目,若非负责检验的执法人员足够细心及警惕,相信这批毒品已运到国外了。
“由于目前只能靠执法人员的能力去检查货柜是否混有毒品,因此一旦出现有执法人员和贩毒集团勾搭的情况,那毒品就能毫无阻拦的被运出国。”
他感慨地说,他曾亲自逮捕包庇毒品集团的警察,并强调只有精明且正直有诚信、不贪污的警察,并且需要获得有效的情报,才能侦破贩毒案。”
快递送餐蓬勃 运毒有人代劳
“在我国,快递及送餐服务的蓬勃发展,让一些毒贩选择不再亲自冒险运送毒品,而是利用快递服务或电商平台如Grab等运毒,警方近期在沙巴地区,捣破一个利用运输公司空运30公斤的冰毒的毒品案。”
阿育汉指出,警方也曾逮捕多名快递袋内发现毒品的送餐员,警方一般会依法展开调查,会收集嫌犯在送餐平台或快递无论平台的注册资料,确保他们身分符合后,将报告呈交给副检察司后。
“如果证实他们被利用,警方不会提供这些被利用的无辜者。”
他呼吁,送货员或送餐员若发现待送的物品有可疑,需将信息及包裹告知警方,让警方采取行动。”
各国交换情报盼彻底灭毒
毒品罪案和其他刑事罪案非常不同,这类型罪案不会因为各国的政治立场有变化,各国执法者都视毒品为共同敌人,彼此互换情报、技术、执法、培训及器材,只求彻底消灭毒品罪案。
阿育汉指出,涉及全球课题的毒品罪案,让所有执法者都团结一致,如美国缉毒局(DEA)、新加坡、泰国、印尼、澳洲及中东国家肃毒局等都有合作关系,包括交换情报、执法、培训及器材提供等方面都有密切的交流及合作。
他指出,各国警方也不会因为政治因素产生问题,反而经常多方开会,交换情报及细谈问题,为共同目标奋力。
他说,我国也曾派过警察出国合作捣破毒品集团,然而这情况就需看案件的类型及程度,若非常庞大的跨国毒品集团,就会到他国协助执法。
“近2年来因疫情的关系,我国就没有再派遣警察出国,联合打击贩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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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格视频
公务员是国家的动脉,犹如不可轻易碰触的逆鳞。然而,以“昌明”为口号的团结政府,如果不敢掀开公务员的保护伞,只将铁拳挥向普通民众,那人民又如何相信所谓“昌明”呢?

哎呀,母校又上新闻了。霸凌事件一年未满,这次又因巫裔教师对华裔学生喊出“回中国”而站上风口浪尖,校友们估计都羞愧得抬不起头。
教师,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职业。不仅要教书,更承担着育人的重任。然而,课本教导我们要尊重各民族与宗教,身为人师者却严重失职,甚至带头种族歧视,这让教育界情何以堪?
事实上,教师脱口而出的“回中国论”早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5年前,时任柔佛古来东姑阿都拉曼太子国中的校长茜蒂英莎便曾发表相同言论。事件曝光后,歌手黄明志愤而创作短片《Nah!》作为回应,一时成为全国舆论焦点。
结果呢?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校长最终仅被调职,未受任何惩处;而黄明志却因短片内容被煽动法令对付。先不论他的表达方式是否恰当,但如此选择性执法,要人民如何信服?
15年后,国阵(也不能算完全)下台,希盟执政,但教育界依然发生相同事件。
当初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支爆料视频时,身为公立学校体系的一员,我一点也不意外。优秀的教师固然很多,但总有“老鼠屎”坏了整锅粥。为何15年前的茜蒂英莎事件闹得满城风雨,15年后仍有教师公然发表同样的言论?他们难道不怕被对付?
想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公务员体系给了他们底气。
公务员之所以被称为“铁饭碗”,不仅因为退休后仍可领取退休金,还因为极难被开除。薪水或许不高,但无论国家经历多少次MCO,他们的饭碗依旧稳如泰山。更何况,公务员体系深耕国家数十年,根基比任何政权都来得稳固。在张庆信将旅游局总监降职之前,没有哪个执政者敢轻易得罪公务员。而安华政府史无前例地为公务员加薪,更是意在稳固公务员选票。
这样的体系,若要包庇某个人,简直轻而易举。茜蒂英莎作为校长,公开发表种族歧视言论却能全身而退,便是明证。即便当朝政府有意惩处,也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如果这些“小拿破仑”动怒而团结起来搞事,团结政府还能继续“团结”下去吗?
至于为何教师仍然敢在课堂上发表如此种族歧视言论?时评员林猷荃在《一个茨厂街牌楼,三个可能的真相》中曾指出:国内保守势力渗透各政党与各个层面,这种现实是结构性的。国阵执政多年,种族思维早已根深蒂固。换个政府,整个公务员体系就能立刻变得开明?天方夜谭。
事实证明,过去国阵为了巩固马来选票,长期打压、歧视异族的策略早已影响民心,而这些被影响的人中,部分成为了公务员。有种族偏见的公务员即便犯事,政府也难以轻易对付;与此同时,种族主义政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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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民粹,影响新一代人,而这些人成长后又进入公务员体系,国家团结便陷入死循环。
更重要的是,作为教师,却向学生(尤其是未成年人)灌输种族歧视思想,影响极其深远。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价值观的塑造者。科学研究表明,人在成年之前,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因此,教师的言行至关重要。如果他们向学生灌输种族歧视观念,久而久之,学生自然会养成相同的价值观。而被歧视的学生,则可能带着心理创伤步入社会,最终成为社交媒体上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网民,进一步加剧国家之殇。
这,又是另一个死循环。
无论是15年前的茜蒂英莎,还是今天母校流出的“回中国论”,它们都绝非孤立个案,而是校园中潜藏已久的公开秘密。区别只在于,有没有说出口,或者是否被曝光罢了。这是历史留下的民族伤痕,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愈合。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伤害国家团结的人——无论他是普通民众、政客,还是公务员。
过去,黄明志因一支粗俗短片被煽动法令对付;今天,在超商打人马来大叔被控上庭。他们的共同点,是普通人。而至今,我们却未见任何一位破坏种族和谐的政客或公务员受到制裁。
林猷荃曾说,公务员体系内不可能人人都是达祖丁教授;而在我看来,政府体系内,也并非人人都能成为张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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