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下降的疫情、放缓的经济、未知的选举

我国自4月起解除防疫限制后，确诊病例数有在缓缓下降，人民大致放心迈入常态生活的阶段。不过社会经济如大病初愈，各领域振兴需有政府的辅助方案，而且，国家经济需要转型以扶植货币成长，才能够应对国际压力。所谓的国际压力，是美中竞争与美俄对决的关系正在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俄乌战争和美国货币紧缩政策导致供应链中断而致物价上涨、2019年以来的世界各地洪灾更在加剧了粮食供应的危机。

在全球经济处于低迷的状态下，不管经济是复原或转型都不会一帆风顺。往深层想，东南亚政治稳定所依的是经济发展，经济衰退衍生的政治社会问题，印尼1998年已经上演过，所以尽管国际政治纷扰，东南亚国家领导毫不犹豫的选择优先发展经济，不多耗费时间介入大国的政治博弈。

从经济复原谈到国际局势对东南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笔者意在强调重视民生课题和社会乱象。发展经济是为提高人类幸福生活指数，如今人类的生活已经出现粮食危机引起的生存问题，决策者需对福利和经济的预算支出尽量达到平衡。按历史经验，要避免重演社会不幸，无疑须先解决基层个体经济的困顿。

然而我国政府似乎有意恢复消费税，以此填补疫情时期过多的开支。

在无灾害的年代推行消费税都能惹出民怨，试想想现在社会愁云惨雾的时刻，连中上阶层也陷入财务困顿，若执意恢复消费税或增加赋税，恐怕积累的民怨与2018年大选前的民怨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况且选举最迟落在明年，若这期间落实消费税对国阵的选情也不利。

除此之外，百货价格上涨、银行存款被盗及猖狂的网络诈骗犯，这些是我国面临亟待解决的乱象，但公权机关的无能为力让公众深感失望和无助，更令人费解的是一般公民意见的表达被漠视，而身背贪污罪名的政治人物却享有公共资源表达政见。

上述所指之政治人物是我国前首相纳吉，他以批评时政的形象重塑，网路和现实公共资源都为他所用，甚至与安华通过网路辩论展现治国型的战略思维，充分的体现犯了贪污案子的官员依然高调的跟人民一起议政的荒谬现象。社会像温水煮青蛙般的渐渐容忍这般荒谬现象。纳吉公开劝告首相提早大选，这“起死回生”的架势比国家复原经济之途更平顺。

从发生2020年联邦政变以来，政党斗争从没停过，谅解备忘录只是暂时扼制住斗争乱象，其实从政党到人民都对政变后的局面不满意，既然如此，大选落在何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候选人会端出什么政见，如果又是千古不变的族群议题，那么现在选或明年选的意义差别其实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