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瑋|下降的疫情、放緩的經濟、未知的選舉

我國自4月起解除防疫限制後，確診病例數有在緩緩下降，人民大致放心邁入常態生活的階段。不過社會經濟如大病初癒，各領域振興需有政府的輔助方案，而且，國家經濟需要轉型以扶植貨幣成長，才能夠應對國際壓力。所謂的國際壓力，是美中競爭與美俄對決的關係正在影響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俄烏戰爭和美國貨幣緊縮政策導致供應鏈中斷而致物價上漲、2019年以來的世界各地洪災更在加劇了糧食供應的危機。

在全球經濟處於低迷的狀態下，不管經濟是復原或轉型都不會一帆風順。往深層想，東南亞政治穩定所依的是經濟發展，經濟衰退衍生的政治社會問題，印尼1998年已經上演過，所以儘管國際政治紛擾，東南亞國家領導毫不猶豫的選擇優先發展經濟，不多耗費時間介入大國的政治博弈。

從經濟復原談到國際局勢對東南亞經濟和政治的影響，筆者意在強調重視民生課題和社會亂象。發展經濟是為提高人類幸福生活指數，如今人類的生活已經出現糧食危機引起的生存問題，決策者需對福利和經濟的預算支出儘量達到平衡。按歷史經驗，要避免重演社會不幸，無疑須先解決基層個體經濟的困頓。

然而我國政府似乎有意恢復消費稅，以此填補疫情時期過多的開支。

在無災害的年代推行消費稅都能惹出民怨，試想想現在社會愁雲慘霧的時刻，連中上階層也陷入財務困頓，若執意恢復消費稅或增加賦稅，恐怕積累的民怨與2018年大選前的民怨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況且選舉最遲落在明年，若這期間落實消費稅對國陣的選情也不利。

除此之外，百貨價格上漲、銀行存款被盜及猖狂的網絡詐騙犯，這些是我國面臨亟待解決的亂象，但公權機關的無能為力讓公眾深感失望和無助，更令人費解的是一般公民意見的表達被漠視，而身背貪汙罪名的政治人物卻享有公共資源表達政見。

上述所指之政治人物是我國前首相納吉，他以批評時政的形象重塑，網路和現實公共資源都為他所用，甚至與安華通過網路辯論展現治國型的戰略思維，充分的體現犯了貪汙案子的官員依然高調的跟人民一起議政的荒謬現象。社會像溫水煮青蛙般的漸漸容忍這般荒謬現象。納吉公開勸告首相提早大選，這“起死回生”的架勢比國家復原經濟之途更平順。

從發生2020年聯邦政變以來，政黨鬥爭從沒停過，諒解備忘錄只是暫時扼制住鬥爭亂象，其實從政黨到人民都對政變後的局面不滿意，既然如此，大選落在何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候選人會端出什麼政見，如果又是千古不變的族群議題，那麼現在選或明年選的意義差別其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