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死在南方的郁达夫

4月，仲春，获一机缘，前往日本创价大学访学。两年疫情肆虐后重新出发，心中厚实的感动至今未散。在东京已近一个月，对首次东渡的我而言，这礼仪之邦还真让人心生喜悦与好感。然而，回顾历史的疮疤，却是沉重无比。这一刻，我是自然想起“死在南方”的郁达夫来。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位作家对早期马华文学影响极大，分别是鲁迅和郁达夫。在方修的写作历程中，对两位作家着墨甚多，留有不少值得参考的篇章。郁达夫犹如传奇般出现在季风带的文学版图上，《死在南方》是小说家黄锦树多次有意重塑郁达夫的历史现场的其中一篇，流亡纪实读来离奇又真实，不断复制在小说家笔下，勾画出一代文人的流动身影。

郁达夫于二战前的1938年抵达新加坡负责编辑《星洲日报》副刊，他对当时华人社会的文教工作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其人其事仍为后人所记挂。近年来就有两篇好读的文字。何国忠老师借用郁达夫诗句为题的〈不是逍遥范蠡舟〉，记述郁达夫和南洋结缘的始末和他留下的文化遗产；而尤擅细描人物的范俊奇有〈岁月如铅，少年初静〉一篇，从郁达夫爱“吃”这事儿上，牵出民国文人之间的可贵情谊，对郁达夫式的孤独与哀愁，多出了一份理解。

今日我恰身处东京，不免想起郁达夫与日本之间的因缘，他的文学生命起于日本东土，也于日寇手上终结自己的一生，唏嘘难免。17岁那年，郁达夫随长兄赴日留学，先是学习日语，后于1915年考进名古屋第八高校医学部，毕业后再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学。19世纪末，尽管中国在甲午战争输得一败涂地，马关条约更是严重辱国，但中国政府仍派遣大批青年前往日本学习，一如康有为提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直接吸收和仿效强国先进之思想文化。

郁达夫在日本10年，特别是在文学素养上的培育，是他人生里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郭沫若、张资平、田汉、成仿吾等人，都是他留日时的好友，联手组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也出版了同仁刊物。同班同学郭沫若在他遇难后写了一篇纪念文〈论郁达夫〉，追忆昔日同窗情谊，情真意切；对郁达夫的“浪漫”、“颓废”、“坦率”，似有领会说道：“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又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在那个百家争鸣各有主张的五四时期，这份情谊显得珍贵。

这位新文学大家抵达南洋之前已硕果累累。也许很多人知道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的开端，却不知道郁达夫于1921年出版的《沉沦》其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白话短篇小说集，其中所收集的〈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应为不少马来西亚青年所熟悉。印象中，后者还曾列为华文科官方考试的读本。《沉沦》出版，郁达夫正值二五年华，比起鲁迅37岁写下《狂人日记》，其才情早露许多。1932年，他的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版，据说仅用了10天火速完稿，透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控诉。今日看来，这些积累有意无意为我们诠释他“死在南方”铺垫了一些脚注。

让人心碎的是，这位中国现代作家最后惨死异乡，尸骨不明。文献所示，1945年8月29日，如往常一样，郁达夫在饭后坐在客厅里和友人聊天，忽而来了一个印尼青年敲门把他叫出去，他跟家人交代一声说有事出去一下，结果这一下，却换来永无止尽的等待，郁达夫再没有回来。出门时的郁达夫还穿着睡衣，拖着木屐，所有的历史资料读成了小说。第二天，他和印尼妻子何丽的女儿郁美兰出世，同时留下仅周岁的儿子。直到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宣称，“达夫被日本宪兵所杀害变成了确定性的事实”，谜一样的死因总算盖棺定论，而那些参与的宪兵畏罪离队，随着日本投降，案件也就不了了之。

我坐在东京创价大学宿舍内读着这些文字，想起这个月初到人生地不熟的环境，日本朋友细声柔语地给我指引，实无法想像，隐身在历史背后诸多残酷的事实。战争无情，但人心是热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