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花樣年華】伍燕翎/ 死在南方的郁達夫

4月，仲春，獲一機緣，前往日本創價大學訪學。兩年疫情肆虐後重新出發，心中厚實的感動至今未散。在東京已近一個月，對首次東渡的我而言，這禮儀之邦還真讓人心生喜悅與好感。然而，回顧歷史的瘡疤，卻是沉重無比。這一刻，我是自然想起“死在南方”的郁達夫來。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兩位作家對早期馬華文學影響極大，分別是魯迅和郁達夫。在方修的寫作歷程中，對兩位作家著墨甚多，留有不少值得參考的篇章。郁達夫猶如傳奇般出現在季風帶的文學版圖上，《死在南方》是小說家黃錦樹多次有意重塑郁達夫的歷史現場的其中一篇，流亡紀實讀來離奇又真實，不斷複製在小說家筆下，勾畫出一代文人的流動身影。

郁達夫於二戰前的1938年抵達新加坡負責編輯《星洲日報》副刊，他對當時華人社會的文教工作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其人其事仍為後人所記掛。近年來就有兩篇好讀的文字。何國忠老師借用郁達夫詩句為題的〈不是逍遙范蠡舟〉，記述郁達夫和南洋結緣的始末和他留下的文化遺產；而尤擅細描人物的範俊奇有〈歲月如鉛，少年初靜〉一篇，從郁達夫愛“吃”這事兒上，牽出民國文人之間的可貴情誼，對郁達夫式的孤獨與哀愁，多出了一份理解。

今日我恰身處東京，不免想起郁達夫與日本之間的因緣，他的文學生命起於日本東土，也於日寇手上終結自己的一生，唏噓難免。17歲那年，郁達夫隨長兄赴日留學，先是學習日語，後於1915年考進名古屋第八高校醫學部，畢業後再轉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政治學。19世紀末，儘管中國在甲午戰爭輸得一敗塗地，馬關條約更是嚴重辱國，但中國政府仍派遣大批青年前往日本學習，一如康有為提出“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直接吸收和仿效強國先進之思想文化。

郁達夫在日本10年，特別是在文學素養上的培育，是他人生裡一段非常重要的時期。郭沫若、張資平、田漢、成仿吾等人，都是他留日時的好友，聯手組織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早期的文學團體——創造社，也出版了同仁刊物。同班同學郭沫若在他遇難後寫了一篇紀念文〈論郁達夫〉，追憶昔日同窗情誼，情真意切；對郁達夫的“浪漫”、“頹廢”、“坦率”，似有領會說道：“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又說“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裡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在那個百家爭鳴各有主張的五四時期，這份情誼顯得珍貴。

這位新文學大家抵達南洋之前已碩果累累。也許很多人知道魯迅的《狂人日記》是中國新文學的開端，卻不知道郁達夫於1921年出版的《沉淪》其實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本白話短篇小說集，其中所收集的〈沉淪〉和〈春風沉醉的晚上〉應為不少馬來西亞青年所熟悉。印象中，後者還曾列為華文科官方考試的讀本。《沉淪》出版，郁達夫正值二五年華，比起魯迅37歲寫下《狂人日記》，其才情早露許多。1932年，他的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出版，據說僅用了10天火速完稿，透露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控訴。今日看來，這些積累有意無意為我們詮釋他“死在南方”鋪墊了一些腳註。

讓人心碎的是，這位中國現代作家最後慘死異鄉，屍骨不明。文獻所示，1945年8月29日，如往常一樣，郁達夫在飯後坐在客廳裡和友人聊天，忽而來了一個印尼青年敲門把他叫出去，他跟家人交代一聲說有事出去一下，結果這一下，卻換來永無止盡的等待，郁達夫再沒有回來。出門時的郁達夫還穿著睡衣，拖著木屐，所有的歷史資料讀成了小說。第二天，他和印尼妻子何麗的女兒鬱美蘭出世，同時留下僅週歲的兒子。直到日本學者鈴木正夫宣稱，“達夫被日本憲兵所殺害變成了確定性的事實”，謎一樣的死因總算蓋棺定論，而那些參與的憲兵畏罪離隊，隨著日本投降，案件也就不了了之。

我坐在東京創價大學宿舍內讀著這些文字，想起這個月初到人生地不熟的環境，日本朋友細聲柔語地給我指引，實無法想像，隱身在歷史背後諸多殘酷的事實。戰爭無情，但人心是熱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