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府為刺激經濟而提供的各種援助結束後,打工一族們得面對通貨膨脹所帶來的百物價格飆漲壓力,進而被迫尋找更高薪且有彈性工作時間的就業機會。
開齋節後的一個月內,我每個週末都到各地參與由不同社團和非政府組織舉辦的開齋節盛宴。在這段期間,我還出差公幹了兩次:一次是到新山給公共服務局旗下的16個政府培訓機構官員講解成人教育學與教學技術;另一次則是到邦咯島參加蘇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學(依大)藝術、計算機與創意工業學院的團隊建設營。除此之外,系主任已經安排這個和下個週末到兩個不同的地點辦工作坊,主要是與相關的單位與業界的專家一起更新現有的三個本科課程,以及開發兩個新的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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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的這些活動,全部都是我親身實體參與的,而且所有的主辦方都沒有提供線上同步參與的選擇。慶幸的是,除了團隊建設營有一名同事確診冠病外,沒有聽聞有其他出席活動的人員染疫。看來,大馬人已經熬過了冠病疫情,日子總算是逐步恢復到疫情前的常態了。
從在所有場地都遇見以各種官方目的“報復性出差”的政府機構人員看來,當下的集體公幹潮不僅會持續一段時日,而且還很快會從國內延伸到出國公幹。
值得注意的是,在冠病疫情期間興起的居家辦公新常態並沒有如許多人預期般地在大馬職場延續下去。日本一橋大學教授森川正之今年4月在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居家辦公效率研究報告顯示,大多數的日本企業或公司領導都像美國特斯拉公司的馬斯克那樣,在疫情後停止讓員工居家辦公。森川正之的調研顯示,一半以上的公司在2021年時已計劃停止居家辦公,三分之一的公司則要降低居家辦公頻率,而只有15.6%的企業願意讓員工持續遠程工作。
然而,有接近三分之二的日本員工想在疫情後持續居家辦公,四分之一的人願意降低居家辦公的頻率,而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要停止居家辦公。如果以在正常辦公場所的100%工作效率作為比較基礎的話,日本員工在疫情期間的居家工作效率已從冠病爆發初期的70%提升至2021年的78%。顯然,參與這些研究的員工幾乎都默認居家辦公的效率就是低於到疫情前的正常辦公場所工作。詭異的是,儘管自覺居家辦公效率較低,但絕大部分的員工還是偏好在疫情後居家辦公。
由此可見,公司領導與員工之間所意屬的辦公模式已經出現對立了。這種分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從美國開始湧現的環球“大離職潮”。不過,美國的皮尤研究中心發現,導致這波離職潮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冠病疫情。疫情的衝擊固然讓員工們有機會在這段期間沉澱並重新審視生命、生活與工作之間關係和意義。唯更現實的是,當政府為刺激經濟而提供的各種援助結束後,打工一族們得面對通貨膨脹所帶來的百物價格飆漲壓力,進而被迫尋找更高薪且有彈性工作時間的就業機會。這或許是70家英國公司讓為數3300名員工從這個星期開始試行一週工作四天且薪水照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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