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津津地涎出。”朱熹對學生說。他不認為白居易清高,在他眼中,白居易是俗人一名。喜愛官職,談起富貴生活,口水都流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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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一輩子在官場,職務包括校書郎、盩庢縣尉、刑部侍郎、太子賓客、太子少傅等,說不在意升等,恐與事實不符。官高官低,薪水若干,白居易不厭其煩,都錄詩中。他以刑部尚書官職退休,有半薪可拿,點點滴滴,一目瞭然。
“能夠用詩的語言將他的歷年收入進賬,或津津有味,或斤斤計較,或有零有整,或多寡不均,吟哦出來,這真是開中國詩人先河之創舉。”李國文寫〈白居易說工資〉。“談錢,不見得俗。”他說。
八百多年前的朱熹不這麼看,談官職俗,談錢更俗。作為宋代理學家代表,朱熹對做人有要求,舒適乖離生活本質。“小奴捶我足,小婢搔我背。自問我為誰,胡然獨安泰”,在朱熹眼中,讀書人不該沉溺享受。
像朱熹這樣嚴厲的人如今少見。李國文的文章未提朱熹觀點,他稱讚白居易為人“不假清高”,和朱熹顯然不是同路人。莫礪鋒在百家講壇則直接說,朱熹誤讀白居易知足常樂的人生哲學。
莫礪鋒說白居易早年當官,有話直說,不畏權貴,官階連降幾級都不在乎。白居易晚年寫詩送給當過宰相的李程,“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自比漁翁,嚮往隱士境界,說明積極度不夠。6人同時當翰林學士,其他5人都當過宰相。
白居易提俸祿,體現的是知足狀況。當官初期,收入不高,不投訴錢不夠用,只在意基本飽暖,且愛和貧窮民眾對比,將愛心散發。“食飽慚伯夷,酒足愧淵明”,那是儒家典型的反省意識。他的〈觀刈麥〉、〈村民苦寒〉、〈納粟〉等都有觀望蒼生的大我情懷。
隨著閱歷增加,官場蹭蹬,“兼濟獨善難得並”,被貶江州後,他轉向追求個人逍遙。“不如展眉開口笑,龍門醉臥香山行”,61歲時他用詩句解釋心情。都到了耳順年紀,眼中無天下不應是罪過,他從當縣尉的年俸萬六到太子少傅的月收入“百千”或十萬,不斷增加,財務規劃尚可,有不少積蓄。晚年在洛陽,經常請客聚會,歌妓相伴,作詩吟月,嘻哈人生。
在莊子思想找到出路
洪邁的《容齋隨筆》說唐代工資整體不高,且官職高的人比比皆是,白居易收入不值一提。白居易的富裕,是相對的。洛陽消費,比長安低多。與其說奢侈,不如說懂得閒適意義,在條件許可下安排生活。莫礪鋒說白居易是好官,不貪汙,他舉一例,白居易離開杭州時,“把多餘的薪俸還捐出來了。”
〈逍遙論〉和〈齊物論〉給白居易不少啟發,鮑鵬山在《白居易與莊子》講白居易思想轉變的原因。在官場中白居易百經憂患,雖有政績,盡心盡力的結果卻讓自己苦不堪言,甚至經常覺得自己無能、無力和無補於事,莊子思想讓他找到出路。知足才是快樂之本,身在福中知福,世事非我事,天下不相干。他轉而歌頌多姿多彩的世界,注意自然之美、藝術之美、飲食之美、美女之美,組成獨有的生活之美。
“少時猶不憂生計,老後誰能惜酒錢?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閒徵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絃。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這是白居易的〈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年輕時不擔憂生計,老來更不會吝惜酒錢了。如今痛飲,舉杯共歡,兩相對看,距70大壽只差3年。醉中行酒令引經史,詩歌清唱遠勝管絃伴奏。下回見面應是秋後菊黃,那時家酒釀成,舉杯再醉,享受陶然之樂。
白居易和劉禹錫有詩唱和。二人同年,當時都在洛陽,劉任太子賓客分司,白任太子少傅,都是閒職。虛歲67,年近古稀,豪爽沽酒,回想從前,都是匡時救世的好官。宦海浮沉,面對世事有許多相對而笑的默契。“更待”將深情引向未來,二人愛酒,白髮蒼蒼逢知己,聚一次珍惜一次,最後“一醉一陶然”。
喜悅舒暢即陶然。不少人喜歡陶淵明,但只是喜歡陶淵明的境界卻懼怕陶淵明的生活。寧是白居易,不做陶淵明,蘇軾羨慕白居易愜意晚年。富而可求,無須清高,若不可求,見得思益。明朝袁宗道說除了蘇軾,他最喜歡白居易,以“白蘇”為齋。他說“居官,省交遊,簡酬應,蕭然栽花種竹,掃地焚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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