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世華/愛恨交集為哪般？ ——讀原甸《愛也文學，恨也文學》

今年1月，新加坡華文作家原甸的新著《愛也文學，恨也文學》由新加坡炎黃文化研究會出版，這是令人感到欣喜的一件事情。要知道，原甸上一部長篇小說《探索三部曲》之第三部《重軛》還是在2011年出版的，也就是說足足有11年之久，原甸的寫作出現了一個空檔期。在原甸的寫作史上，像這樣有10年之久的寫作空檔期還有過兩次：第一次是在1965年到1975年原甸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生活期間；第二次是在上世紀90年代——原甸1984年回到新加坡後一度詩情洶湧、“漫卷詩書喜欲狂”，但很快就又一次進入到他漫長的沉默期，直至2002年才推出《探索三部曲》之第一部《活祭》。

平生前後有3次均擱筆10年之久，卻又在其後奇蹟般起死回生，原甸在《愛也文學，恨也文學》的自序〈我的文學不死〉中發出他的“天問”：“這到底是天耶？命耶？我不知也，也不欲知也。”文學猛士如魯迅也都有“荷戟獨彷徨”的時候，所以我理解原甸的這種“不知”，也認為他“不欲知”的態度是對的：許多事情斬不斷理還亂、說不清道不明，何必在這上面殫精竭慮糾纏不休？但作為一個讀者，我還是不揣冒昧，願意刨根究底一探究竟。當沒有令詩人滿意的讓文學生長的好的環境時，詩人原甸自然心灰意冷、會停止歌唱；可是詩人就是這樣一個思想與情感的矛盾體，失望歸失望，其對世界、對未來、對文學都依然抱持著希望，還是會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他之重新執筆，實是完成對自我的確證和對絕望的反抗。

從體裁上來看，《愛也文學，恨也文學》是該被歸入到“傳記文學”中的。確切來說，這該算是作者的人生自傳，或者說是一部文學回憶錄。在這部17萬字的自傳中，原甸講述了自己的成長曆程，重要的是數說了其對文學的“即”和“離”、戀與怨：祖籍福建，1940年生於上海，因日本侵華而顛沛流離到福州，抗戰結束全家去新加坡與在那裡就職的父親團聚，從小學開始愛好寫作，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學時期開始把寫作勁頭投向詩歌，而後崛起於新馬文壇；1964年2月因嚮往革命而投奔北京，1965年12月在洞悉“革命”真相後離開大陸偷渡到香港，為生存計先後做過各種雜工、賣過肉乾和沙爹，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進入詩歌寫作的爆發期且有“沙爹詩人”之譽；1984年回到新加坡定居從事文化出版工作，有《馬華新詩史初稿》《探索三部曲》等重要作品問世。從原甸的人生經歷上來看，雖談不上轟轟烈烈大起大落，但也足夠“傳奇”、夠得上一部現代“奧德賽漂流記”了。

魯迅早就說過：“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可以說，原甸是為文藝女神所眷顧者，是被揀選來以文學反映政治變遷與社會演進、為時代畫像、作人性探索的，即如他早年那首成名作〈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原甸本人在後來很不滿意它），就由衷地反映了上世紀60年代新馬人民在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時期的共同心聲，再如其長篇小說《探索三部曲》則是對新加坡數十年間社會與人心變動的真實錄影。而且，原甸其人行為、遭遇本身就是一首詩，這“詩”是“史”，可謂新馬社會、大陸社會、香港社會的“斷代史”。換言之，原甸的輾轉流離至為形象生動地反映了近現代華人的移民歷史，他斷斷續續的寫作又讓他成為新馬文學史和香港文學史上不可能被忽視的重要力量，而其在新加坡、大陸和香港數地之間的往還及文學出版與交流經歷，又令其在現代中外文學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這於原甸個人來說，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呢？

所以，我們不難理解原甸在這部自傳中流露出來的濃濃的愛恨交織亦即“愛也文學，恨也文學”的感情。詩歌是他自小到大的夢想所繫，詩歌影響了他的一生、影響了他的人生，帶給他“詩人”的桂冠，讓其在精神上無比富足，這是其“愛”文學的由來。但退一步想，如果原甸不去鼓搗什麼詩歌，而是老老實實地、按部就班地拿出時間和精力來營求實實在在的物質，他肯定會衣食無憂的，肯定不會大半生在顛沛流離中度過，他會有他的“小確幸”的。這該是其“恨”文學的原因罷？

說到底，《愛也文學，恨也文學》是原甸的精神自傳。透過這部不算厚也不算薄的書，我們看到了一個詩人的精神歷練與嬗變，文學乃至其後來真心服膺的宗教都是引導其向上覺知的纜繩或者說是幫助他渡河的舟筏。原甸在書中提到自己有些像多馬——那個秉持著懷疑主義思維的耶穌門徒，“常常有‘理性’的切入去做這樣的否定與那樣的否定的”，這注定了原甸是極其不安分的，他已經用自己的顛簸人生和大量披肝瀝膽見真誠的文字，講述了自己對真理的不懈追求。我因此更願意相信，只要生命不息，原甸對真理的思考和探求亦註定不會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