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种所谓“百花齐放”,是“好”?是“坏”?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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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二十四节令鼓成立三十四周年,刚刚过生日。就来说说节令鼓的故事吧!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是种族两极化很压抑的年代。但就在此压抑氛围的反弹,也有其凝聚华社团结的呐喊之声。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复兴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1988年二十四节令鼓的创造就是在当时那种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以“文化过节”的方式打造马华文化的产物。透过华社民间自主力量的文化再创造,以回应于马来官僚主义主导的国家文化形塑,
廿四节令鼓是拿“文化中国”元素创造出来的“马华土产”。它巧妙结合了传统中华文化的三个元素:节气、中国书法和南狮所使用的单皮鼓而创造出来的鼓乐。原创人是“文化新山”的陈徽崇和陈再藩。从原初节令鼓几个简单花式“插秧”和“摘星”,延展到2000年的“醉鼓”而奋(愤)击,经海内外的 “全球”传播,再回旋大马,获得官方认可,2008年廿四节令鼓被编入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六年级课本;2009年“申遗”成功,被列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化”的“文化遗产”。才三十余年光景,二十四节令鼓从南方边城“文化新山”的原创,到“文化马华”,乃至擂动全球华人世界的共鸣,并获得马来西亚国家文化的认可吸纳,这样一个文化传播的回旋场域和文化对话的历程,诚是一部华人生命史擂动的故事。
1988年,第一支鼓队(亦即宽柔中学二十四节令鼓队)在新山柔佛古庙成立。其后其他二十四节令鼓队也如雨后春笋般在马来西亚各地相续成立,甚至随着鼓手留学海外等因缘而“跨国”开拓,将这一鼓艺文化传播到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印尼、美国、英国、文莱、澳洲、法国等国家。相关论述可参看郑诗傧〈论二十四节令鼓对传统鼓乐的继承、创新与全球传播〉,该文收载于安焕然主编《新史料、新视角:青年学者论新山》,新山: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2020年,页133-154;以及安焕然〈廿四节令鼓与马华文化的创造〉,《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新山: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2017,页233-248。在此就不赘言。
惟有关二十四节令鼓的研究,以往多从其源起意念及一般性的传播机制来探讨,但若仔细观察,二十四节令鼓的传播方式和路径不尽然是同一个模式而是多元之中,同中有异。即使是在西马,中马、北马和南马的节令鼓“鼓风”也各有不同。对各地区二十四节令鼓的“鼓艺”风格和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二十四节令鼓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变化,也是一个有待我们开拓的研究议题。
曾指导一名南院中文系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萧宇淮《宽柔中学廿四节令鼓队之鼓谱研究》。他原是宽中节令鼓鼓手,熟悉节令鼓鼓艺鼓谱。这篇论文写得很好,后经修改,收载于2020年出版的《新史料.新视角:青年学者论新山》。而今又有一名节令鼓教练郑洲升,他是现任马来西亚二十四节令鼓协会副会长,去年报名入读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博士班,博士论文由我指导。以其对节令鼓鼓艺的专业认知,我建议他就以全球二十四节令鼓的鼓艺研究作为研究主题吧,这是节令鼓研究的一个新主题,也是一个“专业”课题。
郑洲升认为,随着二十四节令鼓跨国越界的大范围传播,以及各地鼓艺百花齐放的流变发展,各地节令鼓队已纷纷投入到节令鼓的鼓谱创作当中。创作形式的参考对象也从原创人陈徽崇老师最初的几个基本“农耕”动作、过节文化等花式意象,发展到如今的百花齐放,在形式上融入了各种主题、道具、地方语言、配乐,甚至现代元素等,并因此逐渐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鼓艺。除了受到不同地方的环境因素影响以外,大量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品涌现,也意味着时代正在变迁,创作者的观念、思想,以及受众的兴趣点同样受到影响,各地鼓队自然在求变、求新的需要下不断改变创作。
然而,这一情况随之而来的是各地区的鼓谱曲目创作逐渐脱离了原创人陈再藩的文化意念和陈徽崇创作之初的基本花式,甚至是偏离早期带有“过节”意义和“节气”意象,也没了文化“刻背”的内涵。而所谓的二十四节令鼓也似乎成为了一种仅仅以“节气”为名的鼓艺。这样的一种所谓“百花齐放”,是“好”?是“坏”?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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