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一種所謂“百花齊放”,是“好”?是“壞”?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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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二十四節令鼓成立三十四週年,剛剛過生日。就來說說節令鼓的故事吧!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是種族兩極化很壓抑的年代。但就在此壓抑氛圍的反彈,也有其凝聚華社團結的吶喊之聲。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復興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1988年二十四節令鼓的創造就是在當時那種普遍存在的憂患意識,以“文化過節”的方式打造馬華文化的產物。透過華社民間自主力量的文化再創造,以回應於馬來官僚主義主導的國家文化形塑,
廿四節令鼓是拿“文化中國”元素創造出來的“馬華土產”。它巧妙結合了傳統中華文化的三個元素:節氣、中國書法和南獅所使用的單皮鼓而創造出來的鼓樂。原創人是“文化新山”的陳徽崇和陳再藩。從原初節令鼓幾個簡單花式“插秧”和“摘星”,延展到2000年的“醉鼓”而奮(憤)擊,經海內外的 “全球”傳播,再回旋大馬,獲得官方認可,2008年廿四節令鼓被編入馬來西亞華文小學六年級課本;2009年“申遺”成功,被列為馬來西亞“國家文化”的“文化遺產”。才三十餘年光景,二十四節令鼓從南方邊城“文化新山”的原創,到“文化馬華”,乃至擂動全球華人世界的共鳴,並獲得馬來西亞國家文化的認可吸納,這樣一個文化傳播的迴旋場域和文化對話的歷程,誠是一部華人生命史擂動的故事。
1988年,第一支鼓隊(亦即寬柔中學二十四節令鼓隊)在新山柔佛古廟成立。其後其他二十四節令鼓隊也如雨後春筍般在馬來西亞各地相續成立,甚至隨著鼓手留學海外等因緣而“跨國”開拓,將這一鼓藝文化傳播到新加坡、中國、臺灣、泰國、印尼、美國、英國、文萊、澳洲、法國等國家。相關論述可參看鄭詩儐〈論二十四節令鼓對傳統鼓樂的繼承、創新與全球傳播〉,該文收載於安煥然主編《新史料、新視角:青年學者論新山》,新山:南方大學學院出版社,2020年,頁133-154;以及安煥然〈廿四節令鼓與馬華文化的創造〉,《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新山:南方大學學院出版社,2017,頁233-248。在此就不贅言。
惟有關二十四節令鼓的研究,以往多從其源起意念及一般性的傳播機制來探討,但若仔細觀察,二十四節令鼓的傳播方式和路徑不盡然是同一個模式而是多元之中,同中有異。即使是在西馬,中馬、北馬和南馬的節令鼓“鼓風”也各有不同。對各地區二十四節令鼓的“鼓藝”風格和發展進行比較研究,探討二十四節令鼓在不同地區的發展變化,也是一個有待我們開拓的研究議題。
曾指導一名南院中文系本科生的畢業論文:蕭宇淮《寬柔中學廿四節令鼓隊之鼓譜研究》。他原是寬中節令鼓鼓手,熟悉節令鼓鼓藝鼓譜。這篇論文寫得很好,後經修改,收載於2020年出版的《新史料.新視角:青年學者論新山》。而今又有一名節令鼓教練鄭洲升,他是現任馬來西亞二十四節令鼓協會副會長,去年報名入讀新紀元大學學院中文系博士班,博士論文由我指導。以其對節令鼓鼓藝的專業認知,我建議他就以全球二十四節令鼓的鼓藝研究作為研究主題吧,這是節令鼓研究的一個新主題,也是一個“專業”課題。
鄭洲升認為,隨著二十四節令鼓跨國越界的大範圍傳播,以及各地鼓藝百花齊放的流變發展,各地節令鼓隊已紛紛投入到節令鼓的鼓譜創作當中。創作形式的參考對象也從原創人陳徽崇老師最初的幾個基本“農耕”動作、過節文化等花式意象,發展到如今的百花齊放,在形式上融入了各種主題、道具、地方語言、配樂,甚至現代元素等,並因此逐漸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鼓藝。除了受到不同地方的環境因素影響以外,大量不同創作風格的作品湧現,也意味著時代正在變遷,創作者的觀念、思想,以及受眾的興趣點同樣受到影響,各地鼓隊自然在求變、求新的需要下不斷改變創作。
然而,這一情況隨之而來的是各地區的鼓譜曲目創作逐漸脫離了原創人陳再藩的文化意念和陳徽崇創作之初的基本花式,甚至是偏離早期帶有“過節”意義和“節氣”意象,也沒了文化“刻背”的內涵。而所謂的二十四節令鼓也似乎成為了一種僅僅以“節氣”為名的鼓藝。這樣的一種所謂“百花齊放”,是“好”?是“壞”?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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