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是马来西亚文化保存运动的滥觞,自1960年代末发生513事件以来,国家文化氛围在1970年代被强烈的种族政治影响所笼罩,民间文化发展一度停滞不前,许多人意识到新经济政策及文化政策,最终将箝制开放的多元文化发展。1980年代初,各州华人社团加上董教总组成全国十五华团,针对逐渐单元化的国家文化趋向提出异议,这间接促使了地方民间团体的文化复兴运动。
这些以乡缘、业缘及血缘维系的传统社团,从一般联谊或福利导向,延伸到关心地方文化,甚至带领地方族群文化发展。随着文化保存观念的革新,有者成功转性为推动文化遗产保存的民间代表单位。这些团体以会馆、庙宇的空间为场地,推广文化活动,例如醒狮团、剧团、武术、话剧社、合唱团、华乐团等等,当时的文化复兴运动间接带动老旧建筑的修复或重建潮。可惜的是,当时的古迹保存概念尚未成熟,许多珍贵的古迹因社团扩张改建而损失其文化遗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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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0年左右,由于受到世界文化遗产概念的影响,陆续有一些地方社团组织使用古迹修复的方式来保存他们的老建筑,例如马六甲青云亭、槟城龙山堂邱公司、韩江家庙、福德正神庙等等。这些社团建筑的修复,甚至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修复优等奖,进一步带动华人民间传统建筑的保存与修复风气。
除了华人文化复兴运动,在同时期,一些地方的专业知识分子也开始组成古迹信托组织,例如成立于1983年的马来西亚古迹信托(Badan Warisan Malaysia)以及1987年的槟城古迹信托(Penang Heritage Trust)等。这些组织在成立时期恰好是马来西亚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尤其大城市如吉隆坡及槟城,政府为了展开新时代的建设,开始在老旧城区物色适当的地点,并以土地征用方式将这些老建筑拆毁,以新式高层建筑取代,造成大量古迹拆除,因此唤醒人们的保存意识。
其中,吉隆坡的例子以前首相马哈迪在吉隆坡推动的大地宏图计划(Dayabumi Development Project)为典型代表。该计划由政府关连机构UDA(Urban Development Authority)负责规划与执行。此乃大型都市更新计划,牵涉的范围包括吉隆坡旧城区市中心,即旧铁路机厂、吉隆坡中央市场及华人密集区等,共分五期进行。
1984年,当计划进行到第四期,政府准备关闭中央市场,将它拆除并改建为高层办公建筑,当时刚成立的马来西亚古迹信托随即召开联署运动对抗,最终成功将中央市场保存下来,此可谓我国首宗由民间发起的古迹保存案例。除了吉隆坡中央市场,马来西亚古迹信托参与的古迹修复案例分布半岛各州,例如雪兰莪巴生拉惹阿都拉仓库修复案、马六甲荷兰街8号修复、登加楼旧皇宫修复案等等。
抢救槟城街屋
与吉隆坡大地宏图计划如出一辙,槟城光大建筑案位于槟城乔治市区中心,此建筑案征收大面积战前街屋,计划中包括一栋65层高办公建筑、底层购物中心、巴士车站等,整个开发案从1974年开始,至1988年完成,共耗费十余年时间。当市中心出现全新高层建筑时,槟城便有人开始关注老建筑的保存问题,为了在发展声浪中抢救珍贵的文化遗产,槟城一批知识分子组织槟城古迹信托,从1987年便积极推动当地的古迹保存。
槟城拥有全马来西亚数量最多的战前街屋,大部分的街屋原本会在发展洪流下被拆除,然而在当时仍有屋租统制法令限制租金,大部分业主没有兴趣维修古迹而间接将市区中心的老街屋保存下来,而槟城古迹信托亦赶在1997年该法令取消之前,对许多战前街屋留下记录。
在屋租统制法令取消之后,如同战前街屋的保护罩解除,产业经济的发展威胁旧市区的保存,槟城古迹信托加紧古迹保存推广工作,同时配合国家申请世界遗产,将世遗范围内的旧建筑进行普查工作,同时也协助世界遗产办公署拟订管理计划。
马来西亚古迹信托及槟城古迹信托的设立,以及他们进行的古迹保存案例,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一些地方陆续成立古迹协会,例如霹雳州古迹协会(2002)、砂拉越古迹协会(2007)等。这些由专业人士及知识分子组成的古迹信托及协会,进一步将马来西亚的古迹保存运动从族群文化保存,提升至不分种族、跨族群文化,同时其关怀的文化遗产范围亦包括公共遗产,超越了族群社团的文化固守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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