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做的,唯有通過個人財務規劃,避免通膨過度打擊我們的財富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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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物漲價,各國都在抗通膨。對於刺激經濟,國家可以印錢、派錢、降息、投資和發展。但對於抗通膨,它們可以做的相對有限。世界不是第一次面對高通膨,我們可以參考歷史,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回顧70年代,通膨居高不下,情況比現在更為嚴重。
1960年代,美國推崇了一個新概念,叫“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政府針對教育、醫療、城市、農業和交通等,推出了支出龐大的計劃。70年代初,央行為了提升就業率,大幅度降息。
當時,美國通膨率開始走高,達到了兩位數。對於通膨的主因,經濟學家的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政策是主因,它讓過多的熱錢湧入市場;有人歸咎於石油危機,因為當時,中東產油國與美國發生衝突,禁運石油抵美,導致油價暴漲。
可以肯定的是,在當時的美國,錢比物品多。錢多物少物價漲,這是歷史教我的第一堂課。到了今天,美國通膨再次走高,拜登總統把責任推給俄烏戰爭導致油價上漲。
實際上在疫情間,美國印錢、派錢與降息,大量資金湧入市場,情況跟70年代相似。更何況在戰前,美國通膨率早已抬頭,拜登的“普京通膨”論值得質疑。歷史告訴我們,油價加劇通膨,但它可能僅是幫兇,不是元兇。
為了抗疫,大馬也採取派錢與降息的舉措,導致國債創新高。我支持“出錢救市”的做法,因為非常時期需要非常辦法。如今,全球物價上漲,大馬必須從“出錢救市”轉向“省錢抗通膨”。
1970年代,尼克森總統為了抗通膨,在美國施行了一系列的控制價格措施(Price Control)。當時,物價短暫受控,尼克森博得人民的支持,贏得連任總統的機會。但幾年後,通膨變本加厲,走向13%的歷史高點。
物價因供不應求而上漲,強行限制物價,既不能降低購買慾,也不能鼓勵商家增加供應。它治標不治本,不是抗通膨的長遠之計。回到大馬,政府先為雞肉設頂價,後來發現政策行不通,決定取消頂價限制,然後又U轉。
對於政策U轉,一般人認為,購物者得益,受打擊的商家為輸家。其實,這裡還有一個贏家,那就是當權的政治家。雖然價格控制無法根治問題,但大選在即,它能為當權者贏得支持。此情與當年美國相似,這是關於通膨的第二堂課。
1980年代初,美國通膨到了不可控的水平,新央行行長沃爾克(Paul Volker)以加息抗通膨,利率一度提升至近20%的水平。此舉成功打敗通膨,但也迎來了嚴重的經濟蕭條。加息能治通膨,但經濟下滑是代價,這是通膨的第三堂課。
如今,美聯儲加快加息步伐,歐、澳、紐等國跟隨其後,大馬也不例外。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放緩是必然的結果,至於經濟災難會否降臨,它有多嚴重,這些要看美國經濟是“硬著陸”還是“軟著陸”。
1980年後,各國推崇自由貿易,經濟走向全球化,這導致物價向下。在往後的幾十年裡,世界進入了低通膨、高增長的年代。由此可見,除了加息,開放經濟也是抗通膨的一個辦法,不同的是,它能同時提升經濟,這是通膨的第四堂課。
觀察這一次的通膨問題,不難發現它由疫情而起。各國為了救市,注入了大量的資金,行管政策導致企業無法正常運轉,限制了供應。展望未來,隨著疫情緩和,各國經濟重新開放,這對抗通膨會有幫助。衛生部長提醒,新一波疫情將至,大馬政府能否在抗疫之餘,避免封鎖經濟,這將成為抗通膨成敗的關鍵。
歷史教會我關於通膨的第五堂課與個人有關。過去50年來,通膨的起伏牽涉大量的人為因素。即使是施政者,他們對通膨的掌控都很有限,更何況是老百姓。我們能做的,唯有通過個人財務規劃,避免通膨過度打擊我們的財富與生活。至於如何能做到?這又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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