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柏彦.大马女性生育权有多大进步？

研究也显示了大多数女性堕胎并非是心血来潮，而是因为种种不可控的因素。在21世纪的今天，为什么一个女性的生育权还要由一群毫无生育能力，无法体会生育痛苦的普罗大众来决定呢？

拜读了陈芳龙先生的〈美国民主倒退150年？因为推翻堕胎权？〉一文（6月29日《言路》），我有话说。

陈先生明显是偏向于“有条件的”反对堕胎权，并认为“反堕胎法案是在挽救人命”。“如果完全开放堕胎，是极为残忍的，更何况有将近一半的堕胎个案是在不安全的情况下实行的”。此番言论不是更加证明了合法堕胎的重要性吗？若孕妇随便找了家黑诊所进行堕胎手术，很可能随时一尸两命。陈先生无法认同“无条件堕胎”的主要原因是认为“男欢女爱的爱情结晶就不应该轻易去除，除非危害母亲身体、被奸成孕或是胎儿有缺陷”。然而，大多数时候是女性在承担所谓“男欢女爱”的后果和风险。会怀孕的是女性，女性在生理上也比男性更易获得性传播疾病（STDs）。

根据2013年BMC妇女健康的一篇研究显示，40%的女性选择堕胎是因为财务状态不足以支撑小孩的诞生，也有36%的女性没准备好孩子的到来，31%的女性因为和伴侣的关系不佳（其中有家暴原因，伴侣不支持，伴侣不想要孩子等因素），29%的女性没时间照顾新孩子的诞生等等原因。这些原因通通不符合陈先生所描述的三大条件。

那女性有没有堕胎的权利呢？尽管这些堕胎的理由短期内不会危害孕妇的健康，但长期来说，一个不被期待出生的小孩对父母和孩子来说都是伤害。2014年，在马工作的尼泊尔女工尼玛拉（Nirmala Thapa），在怀孕的六周内选择堕胎而被告上法庭，判坐牢一年。尼玛拉一开始因为担心怀孕而被解雇，甚至需要付赔偿金或被遣送回国而选择堕胎。随后，尼玛拉虽无罪释放，却也失去了工作和住在外劳宿舍里。

种种研究也表明了“有条件的”堕胎是很主观的论点，在法律上的执行更是模糊。种种社会因素比如贫穷也会是堕胎的原因之一。然而，贫穷这个原因并不能让你在马来西亚合法堕胎。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女性只能陷入恶性循环当中。

与其限制女性的堕胎权，不如加强人民的性安全意识，完善法律的模糊性。生育是每个女性生来的权利，不应受到强权干涉，而是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的权利难道比不上一个还未出生的婴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