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沒有死亡,而是煥發新的生命力。它有創新的元素,超越現實政治的權宜之計。香港的開放與國際化、人才與資金的自由流動,成為中國隱形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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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会面对死亡?这是1997年回归前两年的西方预言。美国《财富杂志》的封面故事就是用“香港之死”来预测这城市的未来,结果后来自我打脸,2007年,这杂志为这文章而道歉。
如今这篇文章的作者路易斯克拉尔(Louis Kraar)早已仙逝,但他一度诅咒的城市,二十多年之后又面对新一波的死亡魔咒,西方主流媒体又宣传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死亡。
这肯定也是一次错误的预言,因为各种迹象显示,一国两制的框架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香港人的利益,焕发了新的创意,让香港与大湾区的互动,可以有全新的气象。
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在于它有创新的元素,超越了现实政治的权宜之计。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似乎予人感觉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安排,减低1997回归时的冲击力度,成为一个历史的缓冲地带。但政治经济的发展却带来意外的效应,香港的开放与国际化、人才与资金的自由流动,成为中国的一项隐形的资产。
中国内地由于资金的进出有所限制,以保障金融安全。香港的资金自由流动,港元与美元挂钩,等于是“第二美元”。这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带来更多回旋的空间,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等于是中国发展的奇兵,进可攻,退可守,往往成为一个“奇点”(Tipping Point),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政治学者发现,一国两制成为中国政治的一种制度弹性,开拓了一个新的动力来源,像一个隐秘的引擎,推动中国的金融现代化,也推动中国的行政变革。很多在香港生活的“港漂”会问:为什么香港可以,内地不可以?
就好像香港的医疗系统,可以提供更多的救急与救治重病的支援,这对今年中国大陆的医疗改革,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系。香港的司法系统强调“程序正义”(Due Process of Law),重视证据,避免行政干涉,也对中国大陆的司法改革,带来启示。
回归25年以来,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经济上也翻了几番。1997年,香港的GDP约为中国的百分之二十五,举足轻重,但今天却只是中国约百分之二,看似无足轻重。但香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与开放性却是中国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大陆的庞大市场与人才库也是香港发展的重大依托。
因此一国两制不再是短期的凑合,而是长期的发展格局,以两制之长,扬一国之优;以一国之力,补两制之短。这既是历史的餽赠,也是香港的机遇。2047年不是死亡的魔咒,而是重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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