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沒有死亡,而是煥發新的生命力。它有創新的元素,超越現實政治的權宜之計。香港的開放與國際化、人才與資金的自由流動,成為中國隱形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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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面對死亡?這是1997年迴歸前兩年的西方預言。美國《財富雜誌》的封面故事就是用“香港之死”來預測這城市的未來,結果後來自我打臉,2007年,這雜誌為這文章而道歉。
如今這篇文章的作者路易斯克拉爾(Louis Kraar)早已仙逝,但他一度詛咒的城市,二十多年之後又面對新一波的死亡魔咒,西方主流媒體又宣傳說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死亡。
這肯定也是一次錯誤的預言,因為各種跡象顯示,一國兩制的框架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也符合香港人的利益,煥發了新的創意,讓香港與大灣區的互動,可以有全新的氣象。
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在於它有創新的元素,超越了現實政治的權宜之計。80年代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似乎予人感覺只是一種過渡時期的安排,減低1997迴歸時的衝擊力度,成為一個歷史的緩衝地帶。但政治經濟的發展卻帶來意外的效應,香港的開放與國際化、人才與資金的自由流動,成為中國的一項隱形的資產。
中國內地由於資金的進出有所限制,以保障金融安全。香港的資金自由流動,港元與美元掛鉤,等於是“第二美元”。這為中國的金融發展帶來更多回旋的空間,成為一個獨特的存在,等於是中國發展的奇兵,進可攻,退可守,往往成為一個“奇點”(Tipping Point),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政治學者發現,一國兩制成為中國政治的一種制度彈性,開拓了一個新的動力來源,像一個隱秘的引擎,推動中國的金融現代化,也推動中國的行政變革。很多在香港生活的“港漂”會問:為什麼香港可以,內地不可以?
就好像香港的醫療系統,可以提供更多的救急與救治重病的支援,這對今年中國大陸的醫療改革,都是一個重要的參考系。香港的司法系統強調“程序正義”(Due Process of Law),重視證據,避免行政干涉,也對中國大陸的司法改革,帶來啟示。
迴歸25年以來,中國的變化翻天覆地,經濟上也翻了幾番。1997年,香港的GDP約為中國的百分之二十五,舉足輕重,但今天卻只是中國約百分之二,看似無足輕重。但香港金融市場的國際化與開放性卻是中國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與人才庫也是香港發展的重大依託。
因此一國兩制不再是短期的湊合,而是長期的發展格局,以兩制之長,揚一國之優;以一國之力,補兩制之短。這既是歷史的餽贈,也是香港的機遇。2047年不是死亡的魔咒,而是重生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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