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姑阿比丁.關注難民和自閉症兒童

我希望大學對大馬學運分子採取同樣成熟的態度，就像他們對難民和自閉症的關注一樣。這些都是教育的重要一面!

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IIUM）的活動佔滿了6月20日這一週。

週一，大學禮堂舉辦了一項關於難民教育的高級別圓桌會議，該會議由負責難民政策的大馬跨政黨國會小組（APPGM）在外交部的支持下共同協辦。雖然遵守查塔姆守則，但我很少看到來自不同領域的政治人物——包括內閣部長——如此一致地談論一個公共政策問題。在代表有著數十年爭取難民權利經驗的社運分子發言時，我在閉幕詞中提到了當天會議的三個主要收穫。

首先，有必要不斷提出教育難民的論點。情感上的呼籲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人們，先知穆罕默德本身就是移民者，這無疑讓穆斯林思考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不過，也需要以合理研究為基礎的統計數據。民主及經濟事務研究中心（IDEAS）在2019年發表的《提供大馬難民工作權利的經濟影響》至今仍被廣泛引用，因為它估計難民可以為國內生產總值貢獻超過30億令吉，每年增加5000萬令吉的稅收，併為大馬人創造4000個新就業機會。它還估計，通過提供難民與本地人同等的教育機會，他們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將增長到每年超過65億令吉，稅收貢獻超過2億5000萬令吉。引述其他國家的政策，如土耳其對其敘利亞難民的政策，讓大馬無地自容。

在以前的活動上，我曾提及我遇到的一位非常感激大馬的澳州籍越南人，他告訴我大馬在20世紀70年代救了他一命，當時他在登嘉樓沿海的比東島尋求庇護——儘管當時的副首相制定了不友善政策。但正如我上個月在薩拉熱窩發現的那樣，由於（繼任）首相歡迎他們進入大馬，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在大馬大學學習的一整批波斯尼亞人的感激之情更是翻了好幾倍。

國際伊斯蘭大學是主要的目的地，提供了最具體的經驗，說明如果今天重拾這一政策會發生什麼，該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深刻的個人回憶錄，其中校長丹斯里朱基菲裡寫道：“當校友們以波斯尼亞人為榜樣並做出回饋時，這本書希望進一步推動‘國際化’的理念，即努力重建自己的原籍國，而不是東道國。”這種遺產的外交、商業和貿易利益根本無法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