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人民的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会造成社会分裂,最终也会导致治安问题恶化。
“跳飞机”这个词汇对于80年代的人们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在80年代有很多大马人到日本、英国和澳洲等国家“跳飞机”。简单来说,“跳飞机”是到另一个国家非法打工,俗称“黑工”。这些人通常是违法从事低技术高体力劳动的工作,如餐饮业和建筑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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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1英镑兑换7至8令吉,所以很多想要赚取更高收入的国人纷纷到外国赚取外汇,希望可以在日后衣锦还乡。然而,很多漂泊者的故事充满悲歌,若不是当年时势所逼,他们也不愿远走他乡当非法外劳。
在80年代,大马经济受世界影响而衰退,但在80年代末开始又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所以“跳飞机”的热潮也在80年代末开始降温。
不过,30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很多国人以“跳飞机”或“卖猪仔”的方式到国外谋生。这样的现象反映我国的经济依然缺乏包容性,所以导致经济的发展无法支持一些群体的生计。
特别是在疫情后,我们频频看到“卖猪仔”的新闻。很多年轻的国人因经济与生活压力而选择放手一搏,希望可以到国外捞金。笔者认为很多被“卖猪仔”的人清楚知道潜在的风险,但因为想赚快钱而以身涉险。
在疫情期间,大马的社会经济损失难以估计。很多国人被迫减薪甚至失业,导致许多M40民众降级为B50(收入最低的50%群体)。简单来说,50%国人的收入在5880令吉或以下。显然的,这样的收入难以维持在大城市的生活。故此,家庭收入和生活成本的差距进一步拉升贫困水平线。
虽然政府透过种种经济振兴措施来应对后疫情的危机,然而在疫情尚未结束前又爆发俄乌战争,进一步使经济情况恶化。所以,笔者认为政府的援助金政策,不但无法协助人民应对物价飙涨的威胁,也没有对症下药。
只有透过更具包容性的发展,确保全民都享有机会平等的增长,才可以有效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质。包容性经济体具有以下5项特征:
第一:参与的权利。民众能够充分参与经济生活,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大的发言权。政府透过良好的规则和透明的制度使人们能够创业、找到工作或参与市场投资。
第二:公平的机会。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贫困或弱势群体都能够享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social upward mobility)。
第三:持续增长。一个经济体可以开发当地潜在的能力,以实现广泛的福祉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提升收入。经济增长和转型不仅可以通过经济产出的总体衡量指标例如GDP来衡量,也必须包括其他整体的福祉来衡量。
若政府可以实现以上三点,笔者认为这是解决“卖猪仔”悲剧的最佳解决方案。政府应该透过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来帮助每个人都可以在大马找得到饭吃,这也是减少人才外流的重要一环。
第四:稳定性。这也是大马政府所需要努力的方面,透过稳定政治来给人民和企业足够的信心。因为稳定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决策,经济动荡对于贫困或脆弱社区造成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朝令夕改的政策只会导致市场、商家和人民混淆,并且对政府失去信心。
第五:可持续性。这关乎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自然资本的消耗和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利与弊。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鸡肉顶价就反映该政策缺乏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因为一些小型鸡农和摊贩无法在顶价机制下可持续性的经营生意。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无法得到满足,这最终会导致市场混乱和供需失衡等问题。
从“跳飞机”到“卖猪仔”的现象,我们看见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政府当下最大的挑战和首要的任务是加快推动经济转型,透过包容性的发展来提升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
倘若人民的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会造成社会分裂,最终也会导致治安问题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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