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人民的收入與生活成本的差距越來越大,貧富差距會造成社會分裂,最終也會導致治安問題惡化。
“跳飛機”這個詞彙對於80年代的人們來說一點也不陌生,因為在80年代有很多大馬人到日本、英國和澳洲等國家“跳飛機”。簡單來說,“跳飛機”是到另一個國家非法打工,俗稱“黑工”。這些人通常是違法從事低技術高體力勞動的工作,如餐飲業和建築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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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1英鎊兌換7至8令吉,所以很多想要賺取更高收入的國人紛紛到外國賺取外匯,希望可以在日後衣錦還鄉。然而,很多漂泊者的故事充滿悲歌,若不是當年時勢所逼,他們也不願遠走他鄉當非法外勞。
在80年代,大馬經濟受世界影響而衰退,但在80年代末開始又出現快速增長的趨勢,所以“跳飛機”的熱潮也在80年代末開始降溫。
不過,30年後的今天依然有很多國人以“跳飛機”或“賣豬仔”的方式到國外謀生。這樣的現象反映我國的經濟依然缺乏包容性,所以導致經濟的發展無法支持一些群體的生計。
特別是在疫情後,我們頻頻看到“賣豬仔”的新聞。很多年輕的國人因經濟與生活壓力而選擇放手一搏,希望可以到國外撈金。筆者認為很多被“賣豬仔”的人清楚知道潛在的風險,但因為想賺快錢而以身涉險。
在疫情期間,大馬的社會經濟損失難以估計。很多國人被迫減薪甚至失業,導致許多M40民眾降級為B50(收入最低的50%群體)。簡單來說,50%國人的收入在5880令吉或以下。顯然的,這樣的收入難以維持在大城市的生活。故此,家庭收入和生活成本的差距進一步拉昇貧困水平線。
雖然政府透過種種經濟振興措施來應對後疫情的危機,然而在疫情尚未結束前又爆發俄烏戰爭,進一步使經濟情況惡化。所以,筆者認為政府的援助金政策,不但無法協助人民應對物價飆漲的威脅,也沒有對症下藥。
只有透過更具包容性的發展,確保全民都享有機會平等的增長,才可以有效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質。包容性經濟體具有以下5項特徵:
第一:參與的權利。民眾能夠充分參與經濟生活,對自己的未來有更大的發言權。政府透過良好的規則和透明的制度使人們能夠創業、找到工作或參與市場投資。
第二:公平的機會。社會各階層,尤其是貧困或弱勢群體都能夠享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social upward mobility)。
第三:持續增長。一個經濟體可以開發當地潛在的能力,以實現廣泛的福祉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提升收入。經濟增長和轉型不僅可以通過經濟產出的總體衡量指標例如GDP來衡量,也必須包括其他整體的福祉來衡量。
若政府可以實現以上三點,筆者認為這是解決“賣豬仔”悲劇的最佳解決方案。政府應該透過更具包容性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來幫助每個人都可以在大馬找得到飯吃,這也是減少人才外流的重要一環。
第四:穩定性。這也是大馬政府所需要努力的方面,透過穩定政治來給人民和企業足夠的信心。因為穩定性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企業的決策,經濟動盪對於貧困或脆弱社區造成的影響也是最大的。朝令夕改的政策只會導致市場、商家和人民混淆,並且對政府失去信心。
第五:可持續性。這關乎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自然資本的消耗和發展所帶來的各種利與弊。近來鬧得沸沸揚揚的雞肉頂價就反映該政策缺乏包容性和可持續性;因為一些小型雞農和攤販無法在頂價機制下可持續性的經營生意。若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無法得到滿足,這最終會導致市場混亂和供需失衡等問題。
從“跳飛機”到“賣豬仔”的現象,我們看見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性,筆者認為政府當下最大的挑戰和首要的任務是加快推動經濟轉型,透過包容性的發展來提升就業機會和提高收入。
倘若人民的收入與生活成本的差距越來越大,貧富差距會造成社會分裂,最終也會導致治安問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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