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藩.廿四节令鼓不需更名─回應洪松堅

对宗教及民俗节庆素有研究的马大已故学者苏庆华博士曾出版《节令民俗与宗教》一书，开宗明义便说：“节令”一词，一般被解为“节日”，但这乃是后起之引申意。若将“节令”二字分开来解说，则“节”字，一般被解为“时节”；而“令”字却被释为“时令”。这里的“时节”，就是“节气”。当年与华总文谘会执行秘书王兴文上马大拜会苏庆华博士，他明确表示，廿四节令鼓命名正确。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风俗通史》之《节日风俗》篇说：“廿四节气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战国时在当时农业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廿四节气的雏形。完整的廿四节气至迟形成于西汉中期，‘太初历’和廿四节气（天文知识，历法应用）的出现对节令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秦汉时期的节日与天文历法知识的不断累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廿四节气也因在农时中的重要地位，直接关系着生产和生活，（古人）不仅依靠岁时节令安排生产，指导生活，也将它纳入政治统治，礼仪教化的轨道，对社会的渗透无所不到。《礼记‧月令》记录了每月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以确决社会人民生活，朝廷礼仪，国祀大典，宗皆是“顺应时令，不要逆时行事”。

西汉中期，“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廿四节，各有教令”已成日常知识。换言之，在秦汉时代，个个节气（岁时）各有时令或教令（节令）。但那个时候的“廿四节令”，未必都从政令性质的“节气时令”演化成我们后来所理解的“节日节令”。

后因宗法制度之崩溃及战乱所致，周代礼制湮灭殆尽，因“时”（节气）而立的“月令礼仪”（节令）也难以详知与延续。至东汉，一些岁时节令（节日）开始定型，一些也因社会日趋城市化（还包括佛教节日的渗入）而渐渐在民俗史上隐退。

《南方传统节日与楚文化》一书中的〈传统节日衍变机制、传承探讨〉篇说：“我们这里说的传统节日，主要是指‘民俗节日’。其实，最初出现的节日是‘节气节日’，后来才演变为民俗节日(包括宗教节日)。”

在中华文化漫长的传承过程中，节气与节令是有机的融合体，在中国大陆，诚如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主持人王鲁湘于2004年回复洪松坚的询问时，第一句话就说:“节气与节令，一般用法上没有严格区别。”

字典里有“节气”亦有“节令”

华总文谘会也曾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请教有关节气与节令之事，该院历史所宋镇豪教授查核后回复：“廿四节令即廿四气、廿四节、廿四时，典出《礼记‧月令》丶《玉海‧律历》丶载入《时令》。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所著《陔余从考》又称之‘廿四节气’。‘廿四节令’之称，乃统合气候，历法与民俗时令而言之。”

社科院上述回复，我个人认为尚欠“工整”齐全，但已足以反映中国学界普遍上重叠使用节气与节令之实，而非像洪松坚因未见字典中之“廿四节令”而咬定没有廿四节令。

实际上，我可向洪松坚引介中国(及台湾)采用廿四节令的一些实例。

一、上世纪前叶，北京琉璃厂荣宝斋曾用木板水印法制作过与节气文化有关的《七十二候诗笺》与《廿四节令封套》，鲁迅、郑振铎都曾称其为琉璃厂诸笺肆中之“白眉”(即指同类产品中之佼佼者)。荣宝斋今年庆祝350周年，以其深厚的京城文化底蕴，不致于让《廿四节令封套》的品名也弄错吧？

二、2001年12月31日晚，为迎接新年，北京鼓楼在沉寂了百年之后，再度敲响24面架鼓（每面架鼓鼓面也各书一个篆书体的节气名称），演奏了《廿四节令鼓之冬》乐章。中国中央民乐团打击声乐部首席宋啸林是鼓谱创作者，他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请教了很多老艺术家之后，才为坐拥中国鼓文化至尊地位的北京鼓楼创作这份群鼓演奏的鼓谱。以北京鼓楼之鼓乐文化权威及民族乐团首席音乐家的身分，不至于也错用“廿四节令”一词吧？

三、海峡对岸，台湾的大师级书家（亦为民俗探险家）刘其伟，早年就曾画过一组《廿四节令画》。

除此之外，我也乐意分享文化神州对“廿四节令鼓”浑然天成的接纳与拥抱。

 1、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之开创者、《文化大观园》主持人王鲁湘是2004年洪松坚发函去请教“节气与节令”的学者。

 为了节令鼓命名，我于2004年秋作客北京莫言家，并由他邀约王鲁湘见面谈论鼓事，莫言与王鲁湘皆表示，“廿四节令鼓”命名无误。事隔逾十年，王鲁湘于2015年把《文化大观园》团队首次带来大马采访柔佛古庙游神，期间也拍摄了一辑廿四节令鼓专访。以“知道分子”著称的王鲁湘，对所涉文化项目“十之八九皆成文化遗产”的《文化大观园》自有其严谨的学术尺度，而廿四节令鼓之称，在节目中是“纹风不动”的。顺便提一提，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七台《乡土》，于2018年也到新山拍摄了廿四节令鼓记录片。

 2、2016年廿四节气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次年春分，由中国民俗学会促成的“廿四节气研究中心”才在北京恭王府挂牌成立。成立典礼上唯一的表演节目，是从潮州特邀入京的“廿四节令鼓”，而我也受邀于成立仪式后的学术研讨会上，分享早在1988年创立于大马的廿四节令鼓。以廿四节气为核心的中国研究中心，尚且与廿四节令鼓惺惺相惜，毫无命名不当之疑虑，大马的文化大咖们，是否早该跨出窄窄井圈呢？

《中国节令史》著者之一，也是中国社科院的历史学者林永匡，当年获知大马有人置疑廿四节令鼓命名有误，特撰数万余字论文《节令因年循，鼓声震环宇─漫话廿四节令与节令鼓》支持廿四节令鼓。林永匡教授在信中说:“先生创建‘廿四节令鼓’气魄宏大，且文化渊源深厚，更有新的开拓创意，故能迅连传播东南亚与世界，确为中华文化在新世纪，更高丶更新的起点上的弘扬丶传播，开了个好头，作出了榜样。在廿四节令鼓的名称上，本是源有所本，名有所据，传有承，理当不争的事实。目今，却有人行诸报端，要求将其更名为‘廿四节气鼓’，不仅有背文化传统与历代节令文化衍化承传的事实。十余年前，台湾的文津出版社约稿于我，写成《中国节令史》一书，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推行于世。现将中国廿四节令的来源，衍化节令文化活动等，写成三文寄奉。”

林永匡在论述中清楚反对将廿四节令鼓改名为廿四节气鼓。他说:“若就古代‘节’与‘令’的不同文化内涵，功能效应，同出一源而论，则‘节气’、‘节候’、‘年节’好似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指时器’; 而‘月令’、‘年令’、‘节令’则有着政事、教化的‘风向仪’的作用；如果前者是‘课时表’的话，那么，后者便是‘教课书’，二者相辅相成。‘节气’与‘时令’密不可分、有机相连，又恰似一个‘金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是追求万事万物的运转、运作，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即自然观、人文观、社会观、科技观、环境观的和谐统一，而绝非相互对立和互相排斥。因此，‘节令’则是古代中国人应时、适节而行政事、生产、生活的‘人文观’、‘时令观’的生动显现。历法、节气、中气均是由人来制定、划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可见，‘节气’是为‘时令’服务的。如果以为‘廿四节气’便能代表‘廿四节令’的全部内涵，不仅大错特错，而且，会闹出只抓天文，不懂文化的大笑话，将科技与人文文化内涵宏富、底蕴深厚厚重的中华‘廿四节令文化’，导致‘空壳化’，‘片面化’，‘贬低化’的大误区。”

得理解“约定俗成”的命名原理

 回到我与陈徽崇合创廿四节令鼓的上世纪80年代末，那是新山华社以新手法大规模庆祝传统节日(中秋园游会，“传灯”仪式，端午诗节等）及现代艺文节庆（舞蹈节《九舞》）的年代，节令鼓的酝酿源自《九舞》，对于鼓乐，我们的意念是能强化“传统脉博”的节庆鼓乐，绝不是区区“报时”的廿四节气之鼓(Drums of 24 Solar Terms),这也是我们决定廿四节令鼓的国英译名为“Gendang 24 Perayaan”及“24 Festive Drums”的原因。

 19年前，当洪松坚兴起廿四节令鼓非改名不可的风潮时，已有学界人士认为洪松坚至少得理解“约定俗成”的命名原理，如今廿四节令鼓成队四百多支，累积鼓手逾四万多名，传遍世界五大洲，反哺文化中国恰恰廿五年（逾百支鼓队），鼓动天下34年，廿四节令鼓之名，从约定俗成，到节气时令之民俗历史，都已是不争之存在。洪先生应可解开廿年心结，将心力转为协助大马文化原创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我差点忘了告诉洪先生，中国，台湾，英国及大马的囯立与民办大学，都有研究生先后完成廿四节令鼓的博士论文。2022年7月5日，两位大马教练也将飞赴非洲两个国家，实地指导在非洲大陆已成队两年的廿四节令鼓。

（作者是廿四节令鼓原创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