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再藩.廿四節令鼓不需更名─回應洪松堅

對宗教及民俗節慶素有研究的馬大已故學者蘇慶華博士曾出版《節令民俗與宗教》一書，開宗明義便說：“節令”一詞，一般被解為“節日”，但這乃是後起之引申意。若將“節令”二字分開來解說，則“節”字，一般被解為“時節”；而“令”字卻被釋為“時令”。這裡的“時節”，就是“節氣”。當年與華總文諮會執行秘書王興文上馬大拜會蘇慶華博士，他明確表示，廿四節令鼓命名正確。

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中國風俗通史》之《節日風俗》篇說：“廿四節氣是中國農耕文化的產物，戰國時在當時農業文化最發達的黃河流域開始出現廿四節氣的雛形。完整的廿四節氣至遲形成於西漢中期，‘太初曆’和廿四節氣（天文知識，曆法應用）的出現對節令的形成產生深遠的影響，秦漢時期的節日與天文曆法知識的不斷累積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廿四節氣也因在農時中的重要地位，直接關係著生產和生活，（古人）不僅依靠歲時節令安排生產，指導生活，也將它納入政治統治，禮儀教化的軌道，對社會的滲透無所不到。《禮記‧月令》記錄了每月自然界的變化規律，以確決社會人民生活，朝廷禮儀，國祀大典，宗皆是“順應時令，不要逆時行事”。

西漢中期，“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廿四節，各有教令”已成日常知識。換言之，在秦漢時代，個個節氣（歲時）各有時令或教令（節令）。但那個時候的“廿四節令”，未必都從政令性質的“節氣時令”演化成我們後來所理解的“節日節令”。

後因宗法制度之崩潰及戰亂所致，周代禮制湮滅殆盡，因“時”（節氣）而立的“月令禮儀”（節令）也難以詳知與延續。至東漢，一些歲時節令（節日）開始定型，一些也因社會日趨城市化（還包括佛教節日的滲入）而漸漸在民俗史上隱退。

《南方傳統節日與楚文化》一書中的〈傳統節日衍變機制、傳承探討〉篇說：“我們這裡說的傳統節日，主要是指‘民俗節日’。其實，最初出現的節日是‘節氣節日’，後來才演變為民俗節日(包括宗教節日)。”

在中華文化漫長的傳承過程中，節氣與節令是有機的融合體，在中國大陸，誠如鳳凰衛視《文化大觀園》主持人王魯湘於2004年回覆洪松堅的詢問時，第一句話就說:“節氣與節令，一般用法上沒有嚴格區別。”

字典裡有“節氣”亦有“節令”

華總文諮會也曾致函中國社會科學院，請教有關節氣與節令之事，該院歷史所宋鎮豪教授查核後回覆：“廿四節令即廿四氣、廿四節、廿四時，典出《禮記‧月令》丶《玉海‧律歷》丶載入《時令》。清代歷史學家趙翼所著《陔餘從考》又稱之‘廿四節氣’。‘廿四節令’之稱，乃統合氣候，曆法與民俗時令而言之。”

社科院上述回覆，我個人認為尚欠“工整”齊全，但已足以反映中國學界普遍上重疊使用節氣與節令之實，而非像洪松堅因未見字典中之“廿四節令”而咬定沒有廿四節令。

實際上，我可向洪松堅引介中國(及臺灣)採用廿四節令的一些實例。

一、上世紀前葉，北京琉璃廠榮寶齋曾用木板水印法制作過與節氣文化有關的《七十二候詩箋》與《廿四節令封套》，魯迅、鄭振鐸都曾稱其為琉璃廠諸箋肆中之“白眉”(即指同類產品中之佼佼者)。榮寶齋今年慶祝350週年，以其深厚的京城文化底蘊，不致於讓《廿四節令封套》的品名也弄錯吧？

二、2001年12月31日晚，為迎接新年，北京鼓樓在沉寂了百年之後，再度敲響24面架鼓（每面架鼓鼓面也各書一個篆書體的節氣名稱），演奏了《廿四節令鼓之冬》樂章。中國中央民樂團打擊聲樂部首席宋嘯林是鼓譜創作者，他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請教了很多老藝術家之後，才為坐擁中國鼓文化至尊地位的北京鼓樓創作這份群鼓演奏的鼓譜。以北京鼓樓之鼓樂文化權威及民族樂團首席音樂家的身分，不至於也錯用“廿四節令”一詞吧？

三、海峽對岸，臺灣的大師級書家（亦為民俗探險家）劉其偉，早年就曾畫過一組《廿四節令畫》。

除此之外，我也樂意分享文化神州對“廿四節令鼓”渾然天成的接納與擁抱。

 1、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之開創者、《文化大觀園》主持人王魯湘是2004年洪松堅發函去請教“節氣與節令”的學者。

 為了節令鼓命名，我於2004年秋作客北京莫言家，並由他邀約王魯湘見面談論鼓事，莫言與王魯湘皆表示，“廿四節令鼓”命名無誤。事隔逾十年，王魯湘於2015年把《文化大觀園》團隊首次帶來大馬採訪柔佛古廟遊神，期間也拍攝了一輯廿四節令鼓專訪。以“知道分子”著稱的王魯湘，對所涉文化項目“十之八九皆成文化遺產”的《文化大觀園》自有其嚴謹的學術尺度，而廿四節令鼓之稱，在節目中是“紋風不動”的。順便提一提，中國中央電視臺第七臺《鄉土》，於2018年也到新山拍攝了廿四節令鼓記錄片。

 2、2016年廿四節氣列入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次年春分，由中國民俗學會促成的“廿四節氣研究中心”才在北京恭王府掛牌成立。成立典禮上唯一的表演節目，是從潮州特邀入京的“廿四節令鼓”，而我也受邀於成立儀式後的學術研討會上，分享早在1988年創立於大馬的廿四節令鼓。以廿四節氣為核心的中國研究中心，尚且與廿四節令鼓惺惺相惜，毫無命名不當之疑慮，大馬的文化大咖們，是否早該跨出窄窄井圈呢？

《中國節令史》著者之一，也是中國社科院的歷史學者林永匡，當年獲知大馬有人置疑廿四節令鼓命名有誤，特撰數萬餘字論文《節令因年循，鼓聲震環宇─漫話廿四節令與節令鼓》支持廿四節令鼓。林永匡教授在信中說:“先生創建‘廿四節令鼓’氣魄宏大，且文化淵源深厚，更有新的開拓創意，故能迅連傳播東南亞與世界，確為中華文化在新世紀，更高丶更新的起點上的弘揚丶傳播，開了個好頭，作出了榜樣。在廿四節令鼓的名稱上，本是源有所本，名有所據，傳有承，理當不爭的事實。目今，卻有人行諸報端，要求將其更名為‘廿四節氣鼓’，不僅有背文化傳統與歷代節令文化衍化承傳的事實。十餘年前，臺灣的文津出版社約稿於我，寫成《中國節令史》一書，作為《中國文化史叢書》中的一種，推行於世。現將中國廿四節令的來源，衍化節令文化活動等，寫成三文寄奉。”

林永匡在論述中清楚反對將廿四節令鼓改名為廿四節氣鼓。他說:“若就古代‘節’與‘令’的不同文化內涵，功能效應，同出一源而論，則‘節氣’、‘節候’、‘年節’好似古代社會生產、生活的‘指時器’; 而‘月令’、‘年令’、‘節令’則有著政事、教化的‘風向儀’的作用；如果前者是‘課時表’的話，那麼，後者便是‘教課書’，二者相輔相成。‘節氣’與‘時令’密不可分、有機相連，又恰似一個‘金幣’的兩面，缺一不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是追求萬事萬物的運轉、運作，要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即自然觀、人文觀、社會觀、科技觀、環境觀的和諧統一，而絕非相互對立和互相排斥。因此，‘節令’則是古代中國人應時、適節而行政事、生產、生活的‘人文觀’、‘時令觀’的生動顯現。曆法、節氣、中氣均是由人來制定、劃分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社會生產、生活活動，可見，‘節氣’是為‘時令’服務的。如果以為‘廿四節氣’便能代表‘廿四節令’的全部內涵，不僅大錯特錯，而且，會鬧出只抓天文，不懂文化的大笑話，將科技與人文文化內涵宏富、底蘊深厚厚重的中華‘廿四節令文化’，導致‘空殼化’，‘片面化’，‘貶低化’的大誤區。”

得理解“約定俗成”的命名原理

 回到我與陳徽崇合創廿四節令鼓的上世紀80年代末，那是新山華社以新手法大規模慶祝傳統節日(中秋園遊會，“傳燈”儀式，端午詩節等）及現代藝文節慶（舞蹈節《九舞》）的年代，節令鼓的醞釀源自《九舞》，對於鼓樂，我們的意念是能強化“傳統脈博”的節慶鼓樂，絕不是區區“報時”的廿四節氣之鼓(Drums of 24 Solar Terms),這也是我們決定廿四節令鼓的國英譯名為“Gendang 24 Perayaan”及“24 Festive Drums”的原因。

 19年前，當洪松堅興起廿四節令鼓非改名不可的風潮時，已有學界人士認為洪松堅至少得理解“約定俗成”的命名原理，如今廿四節令鼓成隊四百多支，累積鼓手逾四萬多名，傳遍世界五大洲，反哺文化中國恰恰廿五年（逾百支鼓隊），鼓動天下34年，廿四節令鼓之名，從約定俗成，到節氣時令之民俗歷史，都已是不爭之存在。洪先生應可解開廿年心結，將心力轉為協助大馬文化原創的進一步發展。

最後，我差點忘了告訴洪先生，中國，臺灣，英國及大馬的囯立與民辦大學，都有研究生先後完成廿四節令鼓的博士論文。2022年7月5日，兩位大馬教練也將飛赴非洲兩個國家，實地指導在非洲大陸已成隊兩年的廿四節令鼓。

（作者是廿四節令鼓原創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