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瑋|香港問題對國家主權的啟發

回顧香港迴歸25年來的動盪，主要出在香港政府履行憲制責任時有許多難為之處。基於照顧社會反彈的感受，當局遲遲沒有完成中央要求的立法制約行為，長久擱置了《基本法》中的第23條，造成港獨意識在幾年內迅速竄起滲透到媒體、大學院校、公民運動之中，在2019年集體化成一部分的社會意識。黑暴事件過後，中央直接擬定了《國家安全法》的草案，而香港政府在中央與社會安全的雙層壓力下，不能再擱置立法。

不同制度的融合，各方總需有一些犧牲，不過香港僅作為一個“行政區”，對中國政府來說，“一國兩制”已是允許香港存留資本主義特色的制度的最大讓步。

除了“獨立意識”直接破壞國家主權之外，香港其他意識的分類也多少潛藏著威脅，比如認為應該實行“一國一制”、只承認“中華民國的中國”，因此著名歌曲“血染的風采”在各別意識群體之中代表不同的含義和境界，有人用來紀念天安門事件中犧牲的愛國人士，有人用來紀念為戰爭犧牲的國家戰士。總歸而言，香港社會意識的複雜性包含在中國複雜的體系之內，而當政府與社會在“兩制”之下各自堅守觀念時，很難有走進了解彼此觀念之差異的動力，且容易遭分化的勢力趁虛而入。

香港面臨的問題是去殖民化過程的挑戰。香港曾受殖民而與中國主體產生分離與不同精神文明是事實，加上世界民粹之風催化主張“脫離“或”獨立“的意識型態挑戰國家主權，這也是事實。所以中國處理香港問題的經驗，可作為旁觀者對各自國家治理的啟發和借鑑。

香港即使由專制政權看守，能將“港獨”壓制下來，但社會著實已遍體鱗傷，而我國及鄰國應當承受不起類似的代價。

從馬來亞獨立到馬來西亞成立，英國都扮演重要推手的角色，柔佛即是馬來屬邦的一份子，又是以蘇丹國的身份與馬來亞有協議，所以每當柔佛蘇丹不滿聯邦政府，便會提醒柔佛有“獨立的身份”。蘇丹的提醒畢竟只是統治者的辭令，不代表“社會意識”。但另一邊的砂拉越，一撮人的獨立意識潛伏已久，如今也有了政黨組織在推動。

其實大部分人都清楚，在我國炒作“獨立”或“退出馬來西亞“的議題，不會對國家和社會造成威脅，一來是尚算堅硬的預防外國勢力干預的壁壘，二來是國內意識分化仍以“族群”為界限，“獨立”相關的話題未能擴大衍生國家分裂的威脅，三來是任何州屬想要脫離馬來西亞，首要思考的是如何能獲得國際承認主權，否則就只淪為脆弱的實體，最終被併吞或被殖民罷了。

但當前社會處在政治裂變的結構，只怕是統治階層及政府的危機意識趕不上一個個政黨成立象徵社會多元意識的集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