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趟日本之行,我带着好奇和紧张,走进了他们的公共澡堂。究其实,这些共浴的场所分为钱汤和温泉,钱汤是日本传统的公共浴场,而温泉则含有丰富化学成分的天然泉水由地底下涌出,水温达25度以上。然而,不管哪一种,这些大浴场你要是走得进去,就必须“放下尊严,坦诚相对”,即使与陌生人共浴,也得尝试打破身分的隔阂,无拘束地放空或交流,若眼光对上了他人的裸体,示个意潜入澡堂,不会有一丝的尴尬或忸怩,勇敢地开启从未曝露于人前的最隐秘地带。
让我好奇的是,在含蓄内敛的东方文化下,对于这种赤身交流(日本俗语“裸の付き合い”hadaka no tsukiai)的传统,竟可普遍流传至今,据说在这个后疫情解放的时刻更是活络起来。大疫闭封两年,似乎封不住人们原来狂烈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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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如此豪放爽朗的眼光拉回到郁达夫留日时期写作的《沉沦》,或可以理解他对灵肉性欲大胆直率的描写,不过是世俗性爱里浑然天成的事。小说描述一个留学青年的性苦闷,又同时跟民族危难交织一起,对于弱国子民在强国日本所受到的屈辱,他的郁闷、孤独和沉沦,不言而喻。后来《茫茫夜》用针刺自身以得到性满足、《秋柳》到花柳巷找妓女、自传《雪夜》记录留学时第一次进入日本妓馆,皆到了无以复加的裸露和坦荡。
郁达夫总是自嘲自己是夹缝中生存的“零余者”,无一刻不是觉得自己是世上多余的人,或也因如此,他故意蔽美扬恶,让所有的目光聚焦在他的文字里。与其说当时日本私小说,或者其社会两性解放的风潮影响了他,还不如说正是“支那人”当时所受的欺辱,重重地如暴风雨似的闪击了他。
他成名还算早。在想抓紧青春尾巴的年华里,郁达夫把满腔的热血还诸于国家与民族,《沉沦》这么写道:“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尽管有时候我们读到他字里行间的自叙唠叨,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热血,展露无遗。
也正是如此,我们今日对郁达夫的颓败和沉沦给予莫大怜悯,但他的爱国情怀,可堪比鲁迅“铁屋中的呐喊”,同样响彻了新文化的天空。郁达夫和鲁迅,一个浪漫抒情,一个积极现实,性格看似迥异,却是如此一致地痛斥中国枯槁社会所积累的恶习。新文化所鼓吹的独立和自由,郁达夫做到了。
虽然一度被批评为“堕落文人”、离经叛道,但郁达夫也得到许多同时代人的理解。鲁迅和郁达夫的年纪相隔15年,之间的友情早已传为佳话。“达夫赏饭”后,鲁迅就写了著名的《自嘲》一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那个战斗年代下怡然自得的情谊,叫人羡煞。王映霞说,郁达夫最尊崇最可信赖的朋友,可以说就是鲁迅,鲁迅也最了解他。比郁达夫小6年的沈从文也说,郁达夫“成为一切年青人最熟悉的名字了。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1922年,郁达夫从日本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的工作,《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同仁刊物同时期出版。创造社原在前一年和郭沫若、张资平等人,创立于东京,主张作家自我表现,笔调浪漫唯美。1927年,郁达夫全集在上海刊行,当时才刚过30岁的他竟自行编选自己的全集,他的自信和其作品里张扬的个性,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无人可及。
郁达夫自我、率直,在自叙体小说中直面个人性情。他与朋友之间的情谊建立在真挚相通的基础上,尽管中日战争发生以后,他和同胞都遭受了极大的侮辱,然这并没有影响他旅居日本十余年时所结识的日本朋友。1940年6月,郁达夫人在星洲,他在主编的《晨星》副刊上发表了〈敌我之间〉一文,公开了他和日本作家新居格之间的通信,道出了战后中国诸般问题,但他强调,“国家与国家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个人的友谊,是不会变的。”
1938年,郁达夫南下星马,当时的他早已是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作家,影响力绝不亚于鲁迅。一直把鲁迅奉为圭臬的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对郁达夫亦是认可。他和友人主编并在新加坡出版《郁达夫选集》和《郁达夫佚文集》,搜集了郁达夫居留南洋时期的文字,为郁达夫殉命之前的政治立场和写作生命,作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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