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趟日本之行,我帶著好奇和緊張,走進了他們的公共澡堂。究其實,這些共浴的場所分為錢湯和溫泉,錢湯是日本傳統的公共浴場,而溫泉則含有豐富化學成分的天然泉水由地底下湧出,水溫達25度以上。然而,不管哪一種,這些大浴場你要是走得進去,就必須“放下尊嚴,坦誠相對”,即使與陌生人共浴,也得嘗試打破身分的隔閡,無拘束地放空或交流,若眼光對上了他人的裸體,示個意潛入澡堂,不會有一絲的尷尬或忸怩,勇敢地開啟從未曝露於人前的最隱秘地帶。
讓我好奇的是,在含蓄內斂的東方文化下,對於這種赤身交流(日本俗語“裸の付き合い”hadaka no tsukiai)的傳統,竟可普遍流傳至今,據說在這個後疫情解放的時刻更是活絡起來。大疫閉封兩年,似乎封不住人們原來狂烈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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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把如此豪放爽朗的眼光拉回到郁達夫留日時期寫作的《沉淪》,或可以理解他對靈肉性慾大膽直率的描寫,不過是世俗性愛裡渾然天成的事。小說描述一個留學青年的性苦悶,又同時跟民族危難交織一起,對於弱國子民在強國日本所受到的屈辱,他的鬱悶、孤獨和沉淪,不言而喻。後來《茫茫夜》用針刺自身以得到性滿足、《秋柳》到花柳巷找妓女、自傳《雪夜》記錄留學時第一次進入日本妓館,皆到了無以復加的裸露和坦蕩。
郁達夫總是自嘲自己是夾縫中生存的“零餘者”,無一刻不是覺得自己是世上多餘的人,或也因如此,他故意蔽美揚惡,讓所有的目光聚焦在他的文字裡。與其說當時日本私小說,或者其社會兩性解放的風潮影響了他,還不如說正是“支那人”當時所受的欺辱,重重地如暴風雨似的閃擊了他。
他成名還算早。在想抓緊青春尾巴的年華里,郁達夫把滿腔的熱血還諸於國家與民族,《沉淪》這麼寫道:“眼看到故國的陸沉,身受到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歷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儘管有時候我們讀到他字裡行間的自敘嘮叨,但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風骨與熱血,展露無遺。
也正是如此,我們今日對郁達夫的頹敗和沉淪給予莫大憐憫,但他的愛國情懷,可堪比魯迅“鐵屋中的吶喊”,同樣響徹了新文化的天空。郁達夫和魯迅,一個浪漫抒情,一個積極現實,性格看似迥異,卻是如此一致地痛斥中國枯槁社會所積累的惡習。新文化所鼓吹的獨立和自由,郁達夫做到了。
雖然一度被批評為“墮落文人”、離經叛道,但郁達夫也得到許多同時代人的理解。魯迅和郁達夫的年紀相隔15年,之間的友情早已傳為佳話。“達夫賞飯”後,魯迅就寫了著名的《自嘲》一詩——“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那個戰鬥年代下怡然自得的情誼,叫人羨煞。王映霞說,郁達夫最尊崇最可信賴的朋友,可以說就是魯迅,魯迅也最瞭解他。比郁達夫小6年的沈從文也說,郁達夫“成為一切年青人最熟悉的名字了。人人皆覺得郁達夫是個可憐的人,是個朋友,因為人人皆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發現自己的模樣。”
1922年,郁達夫從日本回到上海,主持創造社的工作,《創造》季刊和《創造週報》同仁刊物同時期出版。創造社原在前一年和郭沫若、張資平等人,創立於東京,主張作家自我表現,筆調浪漫唯美。1927年,郁達夫全集在上海刊行,當時才剛過30歲的他竟自行編選自己的全集,他的自信和其作品裡張揚的個性,於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可以說無人可及。
郁達夫自我、率直,在自敘體小說中直面個人性情。他與朋友之間的情誼建立在真摯相通的基礎上,儘管中日戰爭發生以後,他和同胞都遭受了極大的侮辱,然這並沒有影響他旅居日本十餘年時所結識的日本朋友。1940年6月,郁達夫人在星洲,他在主編的《晨星》副刊上發表了〈敵我之間〉一文,公開了他和日本作家新居格之間的通信,道出了戰後中國諸般問題,但他強調,“國家與國家間,雖有干戈殺伐的不幸,但個人的友誼,是不會變的。”
1938年,郁達夫南下星馬,當時的他早已是中國文壇上舉足輕重的作家,影響力絕不亞於魯迅。一直把魯迅奉為圭臬的馬華文學史家方修,對郁達夫亦是認可。他和友人主編並在新加坡出版《郁達夫選集》和《郁達夫佚文集》,蒐集了郁達夫居留南洋時期的文字,為郁達夫殉命之前的政治立場和寫作生命,作了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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