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深一層,最壞和最愚蠢的時代,是不是後馬哈迪和馬來政黨出現嚴重分裂,就已經走到了盡頭?好的時代和智慧時代,像大馬城的環保和有序規劃,正在開始?
從佔地486英畝的吉隆坡大馬城(Bandar Malaysia)的大藍圖看,這應是後馬哈迪時代首個具有大規模環保設想的規劃。大藍圖的土地利用多樣性,包括商貿、旅遊、文化和研發創新等功能。更具深重意義的是,它以公交為導向的發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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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數年前大馬和新加坡曾達致協定的隆新高鐵計劃,大馬城也被定為吉隆坡的終點站。從環境可持續發展層面看,大馬城要在吉隆坡建設成一個高質量和綠化的宜居城區目標,理論上完全值得支持。不過,鑑於大馬半個世紀以來慣有的規劃政治化,我們支持的熱誠和對它的信賴度還是有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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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馬城要把一個規劃格局已經搞壞的來個浴火重生,容易嗎?這就有點像在一個髒亂的貧民區中間建一個大豪宅,與周邊環境顯得格格不入和不協調。我們姑且回顧一下過去50年來巴生河流域的規劃格局是如何搞壞的。
縱使1980年代初出現過吉隆坡大藍圖,但當時這個大藍圖宏觀性很強,具體性不足,落實時許多條款容易被執行官員和政客作自我詮釋,以配合有要求的發展商的需要。總的來說,吉隆坡直轄區和整體巴生河流域大城區規劃格局缺乏一個有機的綜合方案。須知,城市化建設和蔓延機制已不能以行政單位各自為政,而是必須融為一體,並作綜合規劃和管理。
除此之外,造成道路與軌道公交銜接落差與嚴重短缺的還有國產車等因素。大量在雪隆區以不透明的方式營建高速公路網,更是數十年來執政黨領導下,用來拉攏支持的政治經濟基礎。
但凡瞭解現代城市交通規劃者,均認為大城區不宜興建過多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不但佔用大量城市土地、間接鼓勵車主用車、影響城市景觀,引起的噪音和空氣汙染更是環保及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大忌。特別要提的是,雪隆區公路的擴建,往往採取的原則是,對現有建築物,即使是毫無文物保留價值的,能不拆遷就不拆遷,因市政府不想付鉅額賠償金。因此,人們難免會看到,一排舊商店面前,抬頭便是車流滾滾,業主店前無處停車做生意難,工作環境更是惡劣不堪!
前首相馬哈迪治下的第一任期(1981到2004)的23年中,不遺餘力的推崇國產車計劃。如今重新審視其業績,可以的說是個敗筆,國產車最後不得不在2017年把49.9%股權賣給中國公司,以新策略經營業務,取得好轉。
國產車計劃留給雪隆區的不但是許多沒必要的高速公路,還因政府鼓勵使用國產車而嚴重忽略了公交系統。馬哈迪本應將大筆花在國產車的部分資金用來補貼公交系統,包括私人巴士公司,以改善交通系統。令馬哈迪想不到的是,他把巴生河流域700多萬人口營造成一個幾乎“沒車不能出門”的格局外,龐大的高速公路網並沒給道路帶來通暢,反而是日漸堵車。
坦白說,我們也不應把過錯全歸咎於馬哈迪。整個政府的高層領導團隊均應負起一定責任,那些城市規劃部門的官員,獲取政府各部門規劃合約的私人規劃顧問公司,理應具有專業知識,知道現代化城市不可再走美國式“汽車依賴綜合症”(Car dependency syndrome) 的錯誤。但他們都默不作聲,或者發出的聲音過小,沒有盡到具有高度公民意識的責任。
狄更斯在“雙城記”裡說: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我想引用這句話來表達我應該樂觀一些,摒棄我對過去50年來巴生河流域規劃惡劣的印象和觀點。再想深一層,最壞和最愚蠢的時代,是不是後馬哈迪和馬來政黨出現嚴重分裂,就已經走到了盡頭?好的時代和智慧時代,像大馬城的環保和有序規劃,正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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