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沿着希腊破产前的发展方向走,公务员过剩,即使有金山银山,也会有被掏空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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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马时代的前财政部长敦达因日前接受《透视大马》专访时重提“大马臃肿的公务员体系令人担忧”。这个话题已经是老生常谈,即使敦马于第二次任相前也抨击纳吉政府是导致公务员人数膨胀的主因,但他上任后也没有采取任何缩编公务人员的行动。
要政府机关“减肥”,裁减过多的公务员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为170余万公务员及70余万退休公务员是“想要执政”政党的“大票仓”,没有人会愿意去捅这个马蜂窝;但暂时停止聘用非必要的公务员,这点应该做得到吧!
达因说,我国的财政状况很糟,公务员的退休金、高工资,以及要偿还的国债与利息也很高。是的,国家会因过多“低产出效率”的公务员而破产。
希腊,这个被称为“欧洲5猪”的国家,2015年破产。早在2010年就欠下3000亿欧元的债务;公务员占就业人口22%,一天工作5小时,40多岁就可以申请退休领取长达60年的退休金(有钱国家如德国、法国公务员,65岁才能退休)……,希腊的场景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熟悉?没错,我们正沿着希腊破产前的发展方向走,公务员过剩,即使有金山银山,也会有被掏空的一天!
斯里兰卡前两天也破产了,外债510亿美元,今年必须偿还的债务和利息70亿美元,破产前夕外汇储备零;之前,他们同样面对公务员过剩问题,所以实行“4天工作制”,多出来的一天下田工作解决粮荒。我们现在不也积极鼓吹一周工作4天,这说明了大马公务员严重过剩不是“子虚乌有”!
2022年大马财政预算案金额达3321亿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0.3%,预计财政赤字6%。政府将财政预算划分为4个主要部分:2235亿令吉行政开销、756亿令吉发展开销、230亿令吉冠病基金和20亿令吉的应急储蓄金。
预算中行政开销高达67.3%,这笔钱大部分用于支付公务员的工资和退休金,部分用于偿还外债和利息。达因说,2030年我国每年要偿还的债务高达2000亿令吉。
达因没有说错,因为756亿令吉的发展开销不足以支应国内的基础建设,没钱?就必须举债。今年政府为应对通胀的各项津贴与民众的财务援助,已经另外耗掉近800亿令吉,这些钱从哪里来?
沉重的外债和有限的外汇储备,是除了公务员带来的包袱外,另两项会导致国家财务陷入困境的关键因素。
先说外债,截至今年3月,大马外债达2645亿美元,约占GDP67.5%,比起去年12月的2592亿美元又增加了53亿美元约236亿令吉。马币贬值,使得外债高筑至1兆1770亿令吉,这些庞大的欠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所以达因说2030年我们每年必须还债2000亿令吉不是危言耸听;届时加上公务体系的庞大支出,财政预算案的行政开销可能高达4000亿令吉;这么一来,2030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与2022年比较,必须翻倍至6500亿令吉。如此一来,我们必须在未来8年也把GDP也增加一倍。
希腊和斯里兰卡是前车之鉴,无法偿还外债的下场,就是国家破产。
外债不断增加,但外汇储备却一直下跌。
截至6月15日,国家银行的国际储备1092亿美元(约4860亿令吉),这个数额较5月31日减少36亿美元,时间才过去短短半个月。根据彭博社的分析,这是2015年7月以来最大的两周跌幅。不过,国家银行安定人心的说,大马外汇储备足以应付5.5个月进口及1.1倍的短期外债。
庞大的公务员薪资和退休金支出、不断扩大的外债、不断减少的外汇储备,必须靠高经济成长、货币稳定与提升国家与产业核心竞争力来支撑。国家领导人是时候同步展开节流(减少公务员与外债)与开源(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促进高经济成长)中长期规划,否则大马的前景真的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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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6年来首次与企业家座谈,确实释放了一定的积极信号,显示政府意识到民企对经济的重要性。然而,这场对话只是第一步,真正关键的是后续的政策是否能够改变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
2025年2月17日,中共主席习近平在时隔6年后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由于时隔很久,所以引起市场高度关注。
出席座谈会的企业家阵容具象征意义——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小米集团雷军、腾讯主席马化腾、AI企业Deepseek梁文峰,以及曾因失言而遭中共冷处理多年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习近平面见企业大佬,被视为中国政府释放支持民营经济的信号,试图提振市场信心,稳定企业预期;毕竟特朗普上台后,针对中国采取的进口关税与技术障碍政策,最终遭到冲击的是企业界,所以习近平是时候表态对民间企业的支持。
本次座谈会带有一定的“秀场”性质,但在中国经济内外压力加剧的现实环境下,市场关心的是:这次沟通是否意味着民企政策转向?中国政府是否真的愿意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习近平会否实现支持民企的承诺?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具体的政策出台,座谈会恐怕只是短暂的安抚,而非实质的经济转折点。
习近平召开座谈会的时机
习近平上次与企业家正式对话已是2018年,当时中国正面临第一次中美贸易战,中国政府试图透过对话强化市场信心。
但此后6年间,习近平改以一系列强力监管措施,包括对科技企业的整顿、反垄断调查、金融市场严格管控,以及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限制。这些政策导致中国民企承受压力,市场信心持续下滑,尤其对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的挽救出手太慢,导致产业爆雷,重创地方政府财政、房地产业与就业市场。
此次,习近平选择此时重新与企业家对话,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经济面临内外挑战,需要提振信心:2023年中国GDP增长率仅5.2%、房地产市场疲弱、地方政府面临严重债务、青年失业率攀升,导致市场信心低迷。
此外,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封锁、欧美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包括高关税政策),使得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面临严峻的竞争,电动车出口面对阻力。相信习近平意图透过此次座谈会,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试图缓解企业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感。
其二,美国打压科技产业,中国需要“自主创新”:华为、比亚迪、Deepseek等企业,因美国持续对中国晶片、AI、量子计算等领域实施制裁,中国企业不得不寻求技术突破。习近平可能希望透过与企业对话,表达政府对本土创新企业的支持,鼓励民企在“去美国化”的大环境下,积极发展自主技术。
其三,民企是中国经济的支柱:虽然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民企仍然贡献了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城镇就业。
若中国政府不能重建市场信心,企业将可能选择“躺平”(减少投资)或资金外移,如此将削弱中国经济动力。因此,这次座谈会也是政府对民企的示好,希望民营企业能够继续在中国投资和创新,而不是将资本转移至东南亚或其他市场。
任正非、马云等人出席传递的信息
本座谈会的企业家阵容值得关注,每位代表的企业都具备不同的象征意义(但间中不包括房地产业者),甚至是中国对抗美国制裁的重点企业。
其一,任正非(华为):华为是美国技术封锁的主要目标,但2023年凭藉自研晶片重回5G市场,显示中国科技企业的韧性。任正非的出席代表中国政府对“自主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官方希望其他科技企业能参考华为模式,减少对美国供应链的依赖。
其二,王传福(比亚迪):比亚迪目前是全球电动车市场的领导者,但却也因此遭遇欧盟与美国市场的贸易壁垒。王传福的参与显示政府对新能源产业的重视,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将支持电动车企业扩展内需市场,暂时减少对外销市场的依赖。
其三,Deepseek(中国AI企业):这家初创公司能与华为、比亚迪等巨头并列,显示中国政府对AI技术的高度关注。随着美国限制中国获取高端AI晶片,中国政府必须将AI列为战略产业,加大投资和政策支持。
其四,马云(阿里巴巴):马云是座谈会中最具话题性的人物;自2020年因失言导致蚂蚁金服IPO被叫停后,马云淡出中国政商界,甚至长期旅居海外。他的现身意味着中国对科技企业的态度有所转变;这也可能是官方释放的一种信号,亦即监管政策将趋于缓和,以重新激活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活力。
这些企业家的出席,反映出中国政府对科技、制造、AI、新能源等关键产业的战略意图。
座谈会或成为中国新经济政策的起点
此次座谈会的象征意义值得关注,但要成为中国经济的转折点,还需要政府尽快在政策层面做出具体行动。毕竟中国经济正面临以下几大风险:
其一,内需不足,消费疲软:2023年中国的消费增长低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民众收入减缓、房地产市场疲弱,套牢族哀鸿遍野,以及消费者信心不足。如果政府无法改善就业环境、稳定房价、提升人民可支配收入,那么内需市场将持续低迷。
其二,外部环境恶化,出口受阻:美国和欧盟正对中国商品加强进口限制,包括对电动车、太阳能产品施加关税或补贴调查,可能影响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中国企业必须寻找新的市场,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这不能弥补欧美市场的损失。
其三,产业升级挑战,科技战加剧:在美国的技术封锁下,中国的半导体、AI等高科技产业面临发展瓶颈。政府虽然鼓励“自主创新”,但技术突破需要长期投资,且离不开国际合作。如果中国与西方的科技脱钩,那么产业升级的难度将加大。
其四,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平衡:近年来,“国进民退”的趋势让许多企业担忧政府能否支持市场经济。如果这次座谈会只是政府的“象征性动作”,而政策并未真正调整,那么民企的信心仍然难以恢复。政府需要明确表态,并在政策上真正落实对民企的支持,才能重塑市场信任。
习近平6年来首次与企业家座谈,确实释放了一定的积极信号,显示政府意识到民企对经济的重要性。然而,这场对话只是第一步,真正关键的是后续的政策是否能够改变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
如果政府能够推出实质性的改革,如放宽民企融资、减少监管干预、确保公平竞争,那么这次座谈会或许能成为中国经济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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