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再谈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如我们所见，全球化正逐渐形成“无国界的经济体”，尤其在21世纪的亚洲，经济繁荣而政治体制多变的区域转型中，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形成融合的一种现象，推动了区域“文明圈”的发展。

国内社会看待全球化的好处是扩大了社区参与跨国发展的机遇，而恰恰也因为国家提高对外开放的幅度，造成社区本土竞争的压力也提高了。凡事总有一体两面，这样一来，传统和保守的精英治理也面临两面压力，一面来自经济全球化影响国家功能逐渐下降，而另一面来自国家经济转型促使去威权化的群体意识兴起。

而今中美经贸战、冠病疫情及俄乌战争已经打断原有的全球化经济市场的产业供应链，一方面加速世界秩序必须重建，一方面也加速本土保护主义上升，因此西方民族国家与亚洲的新兴国家都面临国内“独立意识”崛起。

以马来西亚为例，正如柔佛苏丹之前的发言，柔佛州每年贡献联邦的税款高达130亿令吉，可是从联邦获得的发展拨款不成正比，宛如对待“继子”，因此苏丹扬言“别逼柔佛脱离马来西亚”。再看看世界上其他的城市，一个国际城市的经济需求和贡献超过一个国家所能贡献的分量已是见多不怪，而也引发城市思考关于平均分配的问题。由于每个国家体制不同，经济成果的分配权正好由国家政权控制，资源分配不均及失衡的利益调配是常见问题，甚至使中央与地方政府出现行政博弈的问题。除了政府，拥有市场资源的少数资本家或集团也会影响资源的分配。

综合而言，全球化经济贡献了每个国家的GDP成长，但不代表每个地方或社区获得平均的利益分配，有些城市已发展到能与国际城市接轨，跟邻近国家的城市共同形成“经济文明生活圈”，更因此促成脱离国家，自力更生的想法。

再谈产业供应链，经济市场供应链的移动也正是世界秩序重建的一部分。一般上，决定产业链移到何处的因素是成本和利润，原本由企业公司自行决定，但自从美中关系博弈以来，国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公司的行动，美国以保护国内市场与国家安全为由要求在中国的美资企业撤回，或移向其他市场，在成本和利润之中添加了政治因素。

所以，政治也是全球化和世界秩序重构的主导因素。

无可否认，全球化之下的国家合作日显重要，皆因国家无法单独解决课题，而国家合作又涉及了政治实体愿意释放多少主权的问题，这也使政府间合作出现障碍。再者，在无国界经济的另一边是意识到社群重要性的非政府组织，要求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扩大范围从政府到跨国公司及非政府团体以及个人和社群，在这样的分工机制下，或许我们都逐渐感觉国家不再是世界秩序重构的唯一中心，不过，只要国家仍掌握制定法律和拥有军事力量的一天，就不可能被边缘化。从另一个角度说，主权国家更应寻求与社群组织双赢的共存方式，以减少压力和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