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瑋|再談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挑戰

如我們所見，全球化正逐漸形成“無國界的經濟體”，尤其在21世紀的亞洲，經濟繁榮而政治體制多變的區域轉型中，各國的經濟相互依賴形成融合的一種現象，推動了區域“文明圈”的發展。

國內社會看待全球化的好處是擴大了社區參與跨國發展的機遇，而恰恰也因為國家提高對外開放的幅度，造成社區本土競爭的壓力也提高了。凡事總有一體兩面，這樣一來，傳統和保守的精英治理也面臨兩面壓力，一面來自經濟全球化影響國家功能逐漸下降，而另一面來自國家經濟轉型促使去威權化的群體意識興起。

而今中美經貿戰、冠病疫情及俄烏戰爭已經打斷原有的全球化經濟市場的產業供應鏈，一方面加速世界秩序必須重建，一方面也加速本土保護主義上升，因此西方民族國家與亞洲的新興國家都面臨國內“獨立意識”崛起。

以馬來西亞為例，正如柔佛蘇丹之前的發言，柔佛州每年貢獻聯邦的稅款高達130億令吉，可是從聯邦獲得的發展撥款不成正比，宛如對待“繼子”，因此蘇丹揚言“別逼柔佛脫離馬來西亞”。再看看世界上其他的城市，一個國際城市的經濟需求和貢獻超過一個國家所能貢獻的分量已是見多不怪，而也引發城市思考關於平均分配的問題。由於每個國家體制不同，經濟成果的分配權正好由國家政權控制，資源分配不均及失衡的利益調配是常見問題，甚至使中央與地方政府出現行政博弈的問題。除了政府，擁有市場資源的少數資本家或集團也會影響資源的分配。

綜合而言，全球化經濟貢獻了每個國家的GDP成長，但不代表每個地方或社區獲得平均的利益分配，有些城市已發展到能與國際城市接軌，跟鄰近國家的城市共同形成“經濟文明生活圈”，更因此促成脫離國家，自力更生的想法。

再談產業供應鏈，經濟市場供應鏈的移動也正是世界秩序重建的一部分。一般上，決定產業鏈移到何處的因素是成本和利潤，原本由企業公司自行決定，但自從美中關係博弈以來，國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公司的行動，美國以保護國內市場與國家安全為由要求在中國的美資企業撤回，或移向其他市場，在成本和利潤之中添加了政治因素。

所以，政治也是全球化和世界秩序重構的主導因素。

無可否認，全球化之下的國家合作日顯重要，皆因國家無法單獨解決課題，而國家合作又涉及了政治實體願意釋放多少主權的問題，這也使政府間合作出現障礙。再者，在無國界經濟的另一邊是意識到社群重要性的非政府組織，要求全球治理的參與者擴大範圍從政府到跨國公司及非政府團體以及個人和社群，在這樣的分工機制下，或許我們都逐漸感覺國家不再是世界秩序重構的唯一中心，不過，只要國家仍掌握制定法律和擁有軍事力量的一天，就不可能被邊緣化。從另一個角度說，主權國家更應尋求與社群組織雙贏的共存方式，以減少壓力和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