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踪线上讲座摘要】廖伟棠——现实的抵御：谈抵御、反思现实的诗

当我们咸涩、白沫翻滚
我们的伤口被腌痛而咬紧。
当我们低到了尘土里
花朵一举跃起擭取了

寒露与热风。

2014.4.10 凌晨

这个世道、现实的冲突已经这么严重了，我们除了挺而反击，作为诗人，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这首诗其实是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写的。有一个台湾的诗人邀请我为这个运动写一首诗，但我是推了，我说我不会命题作文，我肯定是有感而发而发，才会写这样的一首诗。后来我就还是写了，的确后来我有些想法。

我写诗给他之后，他就说，哎呀很为难欸，他说伟棠写这首诗好像不太适合在大街上面念，可能他想念给警察听、念给参与运动的民众听，他说你的诗好像很艰难很艰深、很复杂，不太适合。当时我其实没有生气，我是觉得有点哭笑不得，我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设限呢？

不设限诗，解放想像力

太阳花运动也好，别的运动也好，其实它除了政治上的诉求以外，另外一个诉求就是解放想像力，我们每次参与运动，其实都在解放我们的想像力，那为什么要设限某种诗就是社会运动的诗，某种诗就是在房间里、书斋里的诗呢？

所以我就另外写了这一首诗，再次送给这位诗人。

我在最后用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张爱玲说的：一个女性她爱上了她的爱人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一朵很卑微的花，慢慢地低下了头，甚至贴到了地面。这样的爱是OK的，但是最后这个贴紧了地面的花，还是要跃起来。因为跃起来呢，无论是寒流来、是热风，都是等着我们去领受它构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不一定是一种非常低姿态的。

那我们面对现实，不一定是一种非常低姿态地、俯就的，才是我们去跟这个现实短兵相见的态度。

我们不要去定义诗应该如何。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是，让我们的诗可能如何。在我们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老是想应该如何，当然我们会有一个黑白的选择，但是我们更多是要提供种种可能性。

〈无名氏〉

你爱他吗
如果他是你镜中的陌生人？

当青春栖止于飞箭。

她值得珍惜的美你知道
她面临的忧惧你也不能幸免。

当盾牌碰撞声声渐进。

她的名字叫香港
她只是恰巧不是你家乡。

2019.10.30

2019年对香港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年份，一切都在这里转折。而当时我写了很多愤怒的诗、悲愤的诗，但是有一天我觉得，我可能要写一首诗给隔岸观火的人：无论是台湾人或马来西亚华人或别的国家的人，甚至是中国大陆的人 。

我们就倒过来去看看这首诗，假如它是你的家乡，不是香港，你把这个名字换成你家乡的名字，你的感受又会是如何？还是觉得那么遥不可及吗？还是觉得可以隔岸观火？这里边的那种沉痛感，希望可以感染我的读者，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当时香港人的绝望，以及香港人的奋斗。

〈夜更〉

你准备好值夜更了吗
如果加建的路灯并非为
照亮黑夜而仅是
用光向你的手腕敲钉
你检查了煞车
但别忘记油门
你暂停载客因为
你早已超载了沉默的重量

那么你要做变形金刚
还是在摩天楼顶抱着避雷针入梦的
巨猩金刚？
是的，你有晚礼服
就在车头飘扬
褴褛得像一面旧的旗帜
星星和条纹
都被生锈的风磨损

所以你准备好值夜更了吗
那些孩子都站在悬崖上击球
你不是唯一的捕手
那些孩子把金色洒遍黑鱼的巨腹
你打开便当
成为彗星吧
既然你是光速的
尘埃
你必须是光速的
晨海

2020.11.13

好像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 ，2020年的那个除夕冬天，我写了一首诗叫〈夜更〉。当时有一部短片在台湾的金马影展播放，叫〈夜更〉。这部短片不能在香港播放，虽然他是拍摄香港，因为他是讲一个值夜更的司机。香港的司机，一辆车租了下来，为了发挥它的利用价值，就是白天晚上分为日更夜更去使用。这个值夜更的司机，本来对学生们对抗争的民众很不理解，而他女儿去参加运动他也很反对。但他慢慢才通过他接载的乘客，去理解去认识了这场运动的本质。

我就想这个“夜更”太有意思太有意义了，他不只是一个夜更司机那么简单。当我们的运动、我们城市的命运陷入了黑夜的时候，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有一种值夜更的责任，这时候可能更要擦亮双眼，去守好这一更。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尘埃，当我们高速前进的时候就像在太空中，这是个物理现象，因为高速前进的尘埃会燃烧起来，当无数的尘埃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就跟早晨的海洋一样，在那个星光熠熠之下，在早晨的太阳照耀之下，它变成了光的本身，然后它把光明真正的带来这个世界。

这就是是我的一个美好的愿望，无论最后能不能成为尘埃，我都希望能够成为在值夜更的这么一位司机，忠于自己的职责——无论你是写诗也好，或你是当老师、当律师也好。

〈泰文辞典〉

我不认识泰文
就像我不认识一个泰国诗人
也没读过一本泰国的小说
可是我熟悉这些盾牌和水砲
熟悉那些呼喊和蒸发的雨
熟悉这些血肉碰撞的火星
我甚至也曾转生那个僧侣的瘦身
当他在道路与车轮之间嵌进自己
凿进枪管里就像一个个铅字
我不知道泰国有没有过铅字
但它一定有油墨和造纸术
就像它一定有焚书坑儒的皇帝
酒池肉林的皇帝
也不乏组成一本书的其他修辞：
人云亦云的 、拙劣的、模糊的

我知道在一本书阖上的地方必然有另一本书被打开
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辞典
写着你我的原文
你我的释意
每一笔都如此清晰

2020.10.16

母语组诗从2020年开始写，分别对应于各种人的母语，这个母语所发生的地方，往往是一个世界的冲突发生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在争取他们的自由、民主、未来的地方。

首先是2020年的泰国，泰国对于军政府的抗争很惨烈，而且有看到很多僧侣和诗人都参与了进去，很多好像看起来并没有暴力抗争经验的人，都在里面头破血流。泰国当时的景象，我想那个时候最感同身受的可能就是香港，因为香港才刚刚被所谓的镇压下去，然后大家都忍声下气的时候，泰国人站起来，经历了香港人经历的东西。

我就想，如果我们的语言赋予了我们民族个性，那我们每个人就去构成这本辞典，我们都要记住我们的原文是写什么的。虽然我们后来都被翻译、被强加很多意义上去－－被统治者也好、被有话语权的人强加的意义，但我们要记住我们的原文，要记住我们原来自己赋予我们自己的诗、解释的含义，而不是把这个让步给别人。

〈爱尔兰文辞典〉

从北爱逃到爱尔兰
他认为自己是个绿林军
直至他的同胞在英国监狱
绝食而死
希尼才成为一个爱尔兰人

直至我们都学会了
邻居用唇语教我们的隐喻
直到所有的绝食被强行灌食
我们才一夜之间
成为香港人

然后母鱼在我们的唇上死去
我们开口，就是
爱尔兰的暴雨
它是所有被缝上双唇的人
共有的母语

2020.10.19

不让说母语，就来场暴风雨吧

很多人都觉得香港有点像北爱尔兰的情况，我就想到一位诗人，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其实一开始他的爱尔兰民族认同并不是很强大，直到有一件决定性的事情，就是北爱游击队的人在英国监狱里绝食死去，才令他彻底的觉悟。然后我就写了这首诗，谈这个事情。

香港作家西西写过一部小说《母鱼》，我恍然大悟，原来“母鱼”跟“母语”是谐音。我们说话的语言就像一条母鱼一样，它孕育、生产出每个民族的特性，最后它可能很悲惨地死去，或者遭到很不好的对待，就像这诗后面说的：我们的双唇被缝上了，好像我们有一些东西不能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期待一场暴雨，这里我又用了一个谐音——暴雨的“雨”，也是跟母语的“语”是谐音——不让我们说母语的时候，我们就来一场暴雨吧。

〈缅甸文辞典〉

从一个晚上开始它突然
打不开了
就像人类的自由史上
无数个突然的夜晚
无数人被非人销声
但没有匿迹
这是血，是最顽固的印刷术
一小圈一小圈的滴落
永远有缺口
永远在拥抱
让我想起这个世界最梦幻的文字
肥皂泡一样的缅甸文
永远在破灭
永远在滋生
当它书写疼痛、不屈和怀念的时候
它和全世界的文字是一样的
传颂于鱼、奴隶、猎人和未亡人之口
不需要翻译
我们吞下，用肝胆保留

2021.3.20

这是这组诗里我写得最痛苦的一首，但也好像触及了一些关于母语本质的东西。那是去年缅甸革命和镇压发生的时候，那是比香港、泰国都要惨烈的，一次又一次的镇压。

下面四句是我在网路上找到的一些、我们经常会说的一些话的缅甸文翻译。当然我还是不会读，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字的形态，给予我这首诗的一些灵感。我觉得缅甸文是我见过最优美或最可爱的一种文字，一圈一圈，但是它的圆圈好像很少会连在一起，总是会有缺口，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肥皂泡一样，总是在破灭，但是它破灭会再形成，破灭又再形成。

这就很像我们所知道的缅甸的当代历史，一代一代人的抗争，一代一代人的争取民主，永远没有尽头，但还会继续下来。

最后的那两句：我会遵守诺言等你回来、你还会回来吗，这是我在一个缅甸文辞典上面拍下来的，像是谈情说爱的话，但放在去年的缅甸，就变成了所有的未亡人，说给那些死去的人、或者说被抓走的人的一句话。

我们这些未亡人，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字吞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去、吞到我们的心里面，用我们的肝胆去保留它。保留文字、保留母语，就是保留一个民族。

〈乌克兰文辞典〉

无法改编的是死亡
无法在幸存者的数目上多加一人
无法令歌剧院重新彩排
无法令母婴医院回到
第一声呼吸的强壮
然而却可以无损于翻译
从乌克兰文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
甚至最暧昧的中文，但除了俄文
——这近邻
这近邻已经像斯普尼克卫星一样放逐于黑暗
我听见他们在普京演说的时候呐喊
却听不清是在叫“停止战争”还是
“俄罗斯万岁”
我翻开我心中的乌克兰文辞典
我要指给他们看敖德萨、基辅、第聂伯河……
这些词汇也曾经是你们大口呼吸的悲伤的一部分
把它们像雪一样含在嘴里吧
感受母乳里沸腾的星系
炽热无比的再生

2022.3.19

乌克兰的事情我们都很痛心，因为就是赤裸裸的侵略。我不接受任何一个人为俄罗斯说项，因为这没有任何可说的，如果你认可俄罗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先发制人的、这种所谓的非武装打击的人，你就是跟暴政站在一起，你就是跟这个世界上那种恶魔一样的力量站在一起。所以因为这个我跟好几个朋友都吵翻了，后来也说服了其中一些人。

我想我在整个这个事件里面，再去回溯到刚才所写的事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再生。我们没办法去扭转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有再生的能力。这是我们跟毁灭者不一样的。

我们拥有这些词汇，我们拥有这样的文化，我们拥有这样文明的高度，才有真正的再生。无论面临多少次毁灭，只要有再生能力，我们都是笑到最后的人，最后拥有这个生活、这个现实的人。

【讲座问答】

●主持人周若涛：通过诗的语言，这些诗给我们带来了超越地域和超越国境的共鸣和共情，然后一再的召唤一种朴实的关怀，这让我想起一个对比：现今网路上很多各种各样的回声，里头经常充斥着单元粗暴的话语，不断的堆加、扩散，可以说是一种负面的共鸣。诗当然是更加深邃、更加丰富，它应该是抵抗这些粗暴语言的力气，可是我们现在看见的，粗暴的语言似乎正在侵蚀诗这种精微的语言。所以我想扮演一个恶魔代言人的角色，唱一下反调，问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诗在抵御更大的现实之前，是否在它的主场──也就是语言的领域，就已经节节败退了呢？

答：这是很好的问题，我突然就想到前两天看到的一句话，这句话说得非常妙。好像是一个牧师说的，他说，“你们把我埋了，但你们没想到，其实我是一颗种子”。诗的语言当然是精致的，而且是美轮美奂的，这个美不是娇弱的美，是拥有很多种向度、面向的美。这样的语言在这个众声喧嚣的时代好像是被闭声的，被其他的声音所遮盖。但是没想到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在坚持，我们其实是在前行，我们在浊流底下前行，我们是一股清流。这股清流不应该用很短暂的目光去看，不该这几个月、这几年去看。

在安史之乱的时候，杜甫一个逃难的老诗人，他写了很多诗，谁会在意他呢？那些军阀、那些求生的人，没有一个人会在乎这些诗，但他就是写。过了好多年，到了北宋的时候，大家意识到，原来这些诗为我们保留了盛唐，所谓的人类文明最灿烂的时刻是怎么样的，他成了一个道德文明的标准、一个模型，可以让我们去重建这些美好的东西。

写诗的人有时候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觉得我们是无力的，我们的力不是花在这上面的，我们的力是在长远的、在未来的、在人心深处。总有一天，总有一个时刻，有某个人，他面临精神危机的时候，他想起来的往往是一句诗，或者像诗一样的、富有哲思的话，而不会想起这种网络流行语，那种段子、搞笑的东西。

●主持人周若涛：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诗在抵御现实的时候，真的产生了一些现实的成果？还是说我们不该提这种成果，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成果？他的影响就像也斯的诗所说的，是在遥远的未来，是不可量化的，是种下一个动因这样子。

答：不是，绝对不是一种量化，也不是一种具体的结果，虽然像我刚才说的，某一句诗会在某个时刻去鼓励你，但宏观的来说，我们去想想，即使在一个很糟糕的时代，也会有人在写诗，有人去保存，这个行为本身对我们就是一种激励。就像有句诗鼓励我的，写的是德国诗人布莱希特，他说过，这么糟糕的时代，还有人写诗吗？他说，不，在糟糕的时代，一样会有糟糕时代的诗。

人类的不甘，人类对命运的不屈从，往往是通过做一种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来呈现的。但你也可以反过来说，一个人，饭都没得吃的时候，他还有诗，支持他的心智，让他意识到他生之为人，有人的尊严，去支持下去，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一点。

●主持人周若涛：我曾看你提出一个主张，一种文学的理想，叫做南方的文学，你说它是湿润的、是草莽的，可不可以对此多加阐述？马来西亚在更南的南方，南方以南，也想请你兼谈一些对马华文学的看法或期许。

答：当然一开始我这么说的时候，是想到了我们都在南方，南方是远离北方殿堂的，是一个在野的状态，甚至在北方的眼中，我们就是南蛮，“礼失求诸野”，这样说也是把我们作为“野”来说的。我觉得要扭转来说，“野”有什么不好？真正的生命力就是在野。

我也想到了，像南方的山水、和我们跟海的关系，都跟北方中原，大山大村很不一样。我们的风景是散漫的，我们的风景甚至有时候是随便的、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们总有海岸线，告诉我们怎样才是自由的。海岸线意味着到处都有出口。你在一个大中原里面，你就只能向中心靠拢才能生存下去，而这也是一种政治隐喻，但同时也是一种对文学对语言的隐喻，就是说我们的写作在寻找的是各种突破的出口，但没办法，我们在野地里面，在野地里面你就要尝试很多东西。

另一方面，南方是比北方更有烟火味的，就从饮食文化来说就好，或者从我们的街市，很明显我们的街市是更混乱热闹的。这种烟火味，我打个隐喻，它制造了我们的湿润，湿润不只是空气里水分子潮湿，还是我们的烟火气，导致一切都是声色味俱全，所以我们的文学也是声色味俱全。我们没有很多很雄壮，什么很萧条、大漠里的永恒这种东西。但他们有雄壮之美、孤独之美，而我们就是野性之美。

其实这就是我在看马华文学最大的感受。我很喜欢黄锦树、张贵兴、黎紫书啊，我作为一个旁观者非常喜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一直都很关注中华文明它的边缘化之后的生变，它的变化万千其实是完全超出了中原的想像的，所以我们要在里面才能发现未来的文学，而不是一味的去找中心的泰斗。

另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说的烟火气、草莽气，甚至犀利、野蛮、暴烈等等，这些东西提供了文学的血气。我觉得马华文学现在发展得已经很好了，以后期待的是，它的主体性更强，甚至不用跟台湾文学、大陆文学做过多的比较，而是说，我们已经真真正正的建立我们的叙事基地了，我们的叙事和抒情的背景是多么丰厚。

而目前我最期待看到的是更多马华的诗，因为我看的诗反而不多，因为在台湾看的多数是小说，因为小说比较好卖。希望未来可以看到更多这种游离于主流的诗歌会是怎样，说不定会反过来对香港台湾诗歌、这种跟主流比较贴近的，有一种更大的给予，打破我们的障碍──我们跟中原贴得太近了，有时候以为我们就是他们，其实并不是。所以从马来西亚文学我就能得到这样一种力量。

●听众勤勤：请问暴雨或暴（语）如何抗争／抵御现实的不公？不确定该怎么解读“暴雨”和“暴‘语’”。

答：当我们的语言受到限制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需要行动的，不只是停留在语言的层面上，而这个行动不一定是暴力的行动，你要用你的命运去做出抵押。你可以选择做不做一件事情，这就是行动，这就是暴雨。而当所有人认为你应该识时务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良知跟你说：欸我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在驱动一场暴雨，这场暴雨可能会让你命运改变，而不只是说我写不写这首诗这么简单而已。

●听众阮文略：请问在自由时代／地区和不自由时代／地区写的诗会有怎样的分别？

答：这个问题我想他这样问，我非常能理解他的感受。我也非常痛心，现在在香港，我们已经不得不进行一种自我审查和被审查的压力。我还是想去鼓励我的战友、我的诗友们，我们首先不要自设底线设得太低，我们要去碰这个底线，当然前提是不让我们和我们的亲人等等受到伤害。

我们可以借鉴的是中国，在中国他们的不自由程度，一个西藏诗人他为什么还能写诗呢？他为什么还在写呢？而且他还写很大胆的诗。当然他有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但这个失去的程度我们要去衡量，失去和得到，怎样才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我觉得这条线我们还是可以去探的。

中国大陆已经这样子70年了，但很多人在写啊，也很多人写出了很有力的诗，我们未尝不可以去学学他们，或看看他们的线是怎样设的。当然我这样说是很不负责任，我现在不在香港，但我想假如我现在还在香港，会写我刚才读出来这些诗的，只不过文责自负，自己去承受它所带来的后果。

●听众Olivia Lim：请问在当今出现文字狱／禁字的网路时代，会不会因为这种情况限制了思想表达的文字自由呢？

答：当然会受限制，因为我们不能畅所欲言了，就像刚才若涛说提到《时代革命》这部电影，如果这个活动是在香港举办，我们连这4个字都不能讲。因为他现在没有明确的一条线，他可以去诬陷你，说你是怎样。但这个自由，我们用另外的角度去想，自由又是怎样？自由就是种种不可能。比如用隐喻、用反讽、用超现实，有很多现代主义的修辞手法，比如在苏联时期，甚至在集中营里面、纳粹德国里面去发明出来的，为什么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下？人就是这样，人类就是你越不让他说话，他越要说话，只是我们会有很多说话的方式而已。

●听众管伟森 : 想请问您都如何消解那种……过度激愤抑或过度忧患的时刻？除了反映在诗本身，还有什么方式吗？比如除了诗，除了面对种种的不公，生活毕竟还有家庭、感情、工作等问题，很多压力无时无刻都排山倒海而来。老师都是怎么消化这些、平衡这些的？

答：首先我们不要用很及时的反应，当然被针扎到会叫疼，但叫疼的声音不是诗。我们要痛定思痛，我们去想想这是刹那的痛，还是一个长远的痛，还是一个被埋藏了、被忽略了、被我们回避的痛。这样痛定思痛，慢慢的反刍我们的痛，我们才会写出一首关于疼痛的诗。但当然，我并没有认为我们去消解了它，没有去消解压力、没有去消解悲痛、没有去消解不公，我们只是把它用诗承接下来了。承接下来后我们慢慢的去端详它、去直面它、去问问它，为什么你会这样来临到我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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