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蹤線上講座摘要】廖偉棠——現實的抵禦：談抵禦、反思現實的詩

當我們鹹澀、白沫翻滾
我們的傷口被醃痛而咬緊。
當我們低到了塵土裡
花朵一舉躍起擭取了

寒露與熱風。

2014.4.10 凌晨

這個世道、現實的衝突已經這麼嚴重了，我們除了挺而反擊，作為詩人，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的？

這首詩其實是在2014年臺灣太陽花學運的時候寫的。有一個臺灣的詩人邀請我為這個運動寫一首詩，但我是推了，我說我不會命題作文，我肯定是有感而發而發，才會寫這樣的一首詩。後來我就還是寫了，的確後來我有些想法。

我寫詩給他之後，他就說，哎呀很為難欸，他說偉棠寫這首詩好像不太適合在大街上面念，可能他想念給警察聽、念給參與運動的民眾聽，他說你的詩好像很艱難很艱深、很複雜，不太適合。當時我其實沒有生氣，我是覺得有點哭笑不得，我說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設限呢？

不設限詩，解放想像力

太陽花運動也好，別的運動也好，其實它除了政治上的訴求以外，另外一個訴求就是解放想像力，我們每次參與運動，其實都在解放我們的想像力，那為什麼要設限某種詩就是社會運動的詩，某種詩就是在房間裡、書齋裡的詩呢？

所以我就另外寫了這一首詩，再次送給這位詩人。

我在最後用了一個典故，這個典故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張愛玲說的：一個女性她愛上了她的愛人的時候，感覺自己像一朵很卑微的花，慢慢地低下了頭，甚至貼到了地面。這樣的愛是OK的，但是最後這個貼緊了地面的花，還是要躍起來。因為躍起來呢，無論是寒流來、是熱風，都是等著我們去領受它構成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不一定是一種非常低姿態的。

那我們面對現實，不一定是一種非常低姿態地、俯就的，才是我們去跟這個現實短兵相見的態度。

我們不要去定義詩應該如何。我們應該要去做的是，讓我們的詩可能如何。在我們面對社會現實的時候，我們也不要老是想應該如何，當然我們會有一個黑白的選擇，但是我們更多是要提供種種可能性。

〈無名氏〉

你愛他嗎
如果他是你鏡中的陌生人？

當青春棲止於飛箭。

她值得珍惜的美你知道
她面臨的憂懼你也不能倖免。

當盾牌碰撞聲聲漸進。

她的名字叫香港
她只是恰巧不是你家鄉。

2019.10.30

2019年對香港是一個多麼重要的年份，一切都在這裡轉折。而當時我寫了很多憤怒的詩、悲憤的詩，但是有一天我覺得，我可能要寫一首詩給隔岸觀火的人：無論是臺灣人或馬來西亞華人或別的國家的人，甚至是中國大陸的人 。

我們就倒過來去看看這首詩，假如它是你的家鄉，不是香港，你把這個名字換成你家鄉的名字，你的感受又會是如何？還是覺得那麼遙不可及嗎？還是覺得可以隔岸觀火？這裡邊的那種沉痛感，希望可以感染我的讀者，希望大家能夠理解，當時香港人的絕望，以及香港人的奮鬥。

〈夜更〉

你準備好值夜更了嗎
如果加建的路燈並非為
照亮黑夜而僅是
用光向你的手腕敲釘
你檢查了煞車
但別忘記油門
你暫停載客因為
你早已超載了沉默的重量

那麼你要做變形金剛
還是在摩天樓頂抱著避雷針入夢的
巨猩金剛？
是的，你有晚禮服
就在車頭飄揚
襤褸得像一面舊的旗幟
星星和條紋
都被生鏽的風磨損

所以你準備好值夜更了嗎
那些孩子都站在懸崖上擊球
你不是唯一的捕手
那些孩子把金色灑遍黑魚的巨腹
你打開便當
成為彗星吧
既然你是光速的
塵埃
你必須是光速的
晨海

2020.11.13

好像一切都塵埃落定之後 ，2020年的那個除夕冬天，我寫了一首詩叫〈夜更〉。當時有一部短片在臺灣的金馬影展播放，叫〈夜更〉。這部短片不能在香港播放，雖然他是拍攝香港，因為他是講一個值夜更的司機。香港的司機，一輛車租了下來，為了發揮它的利用價值，就是白天晚上分為日更夜更去使用。這個值夜更的司機，本來對學生們對抗爭的民眾很不理解，而他女兒去參加運動他也很反對。但他慢慢才通過他接載的乘客，去理解去認識了這場運動的本質。

我就想這個“夜更”太有意思太有意義了，他不只是一個夜更司機那麼簡單。當我們的運動、我們城市的命運陷入了黑夜的時候，每個人是不是都應該有一種值夜更的責任，這時候可能更要擦亮雙眼，去守好這一更。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塵埃，當我們高速前進的時候就像在太空中，這是個物理現象，因為高速前進的塵埃會燃燒起來，當無數的塵埃彙集在一起的時候，就跟早晨的海洋一樣，在那個星光熠熠之下，在早晨的太陽照耀之下，它變成了光的本身，然後它把光明真正的帶來這個世界。

這就是是我的一個美好的願望，無論最後能不能成為塵埃，我都希望能夠成為在值夜更的這麼一位司機，忠於自己的職責——無論你是寫詩也好，或你是當老師、當律師也好。

〈泰文辭典〉

我不認識泰文
就像我不認識一個泰國詩人
也沒讀過一本泰國的小說
可是我熟悉這些盾牌和水砲
熟悉那些呼喊和蒸發的雨
熟悉這些血肉碰撞的火星
我甚至也曾轉生那個僧侶的瘦身
當他在道路與車輪之間嵌進自己
鑿進槍管裡就像一個個鉛字
我不知道泰國有沒有過鉛字
但它一定有油墨和造紙術
就像它一定有焚書坑儒的皇帝
酒池肉林的皇帝
也不乏組成一本書的其他修辭：
人云亦云的 、拙劣的、模糊的

我知道在一本書闔上的地方必然有另一本書被打開
直到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本辭典
寫著你我的原文
你我的釋意
每一筆都如此清晰

2020.10.16

母語組詩從2020年開始寫，分別對應於各種人的母語，這個母語所發生的地方，往往是一個世界的衝突發生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在爭取他們的自由、民主、未來的地方。

首先是2020年的泰國，泰國對於軍政府的抗爭很慘烈，而且有看到很多僧侶和詩人都參與了進去，很多好像看起來並沒有暴力抗爭經驗的人，都在裡面頭破血流。泰國當時的景象，我想那個時候最感同身受的可能就是香港，因為香港才剛剛被所謂的鎮壓下去，然後大家都忍聲下氣的時候，泰國人站起來，經歷了香港人經歷的東西。

我就想，如果我們的語言賦予了我們民族個性，那我們每個人就去構成這本辭典，我們都要記住我們的原文是寫什麼的。雖然我們後來都被翻譯、被強加很多意義上去－－被統治者也好、被有話語權的人強加的意義，但我們要記住我們的原文，要記住我們原來自己賦予我們自己的詩、解釋的含義，而不是把這個讓步給別人。

〈愛爾蘭文辭典〉

從北愛逃到愛爾蘭
他認為自己是個綠林軍
直至他的同胞在英國監獄
絕食而死
希尼才成為一個愛爾蘭人

直至我們都學會了
鄰居用唇語教我們的隱喻
直到所有的絕食被強行灌食
我們才一夜之間
成為香港人

然後母魚在我們的唇上死去
我們開口，就是
愛爾蘭的暴雨
它是所有被縫上雙唇的人
共有的母語

2020.10.19

不讓說母語，就來場暴風雨吧

很多人都覺得香港有點像北愛爾蘭的情況，我就想到一位詩人，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其實一開始他的愛爾蘭民族認同並不是很強大，直到有一件決定性的事情，就是北愛游擊隊的人在英國監獄裡絕食死去，才令他徹底的覺悟。然後我就寫了這首詩，談這個事情。

香港作家西西寫過一部小說《母魚》，我恍然大悟，原來“母魚”跟“母語”是諧音。我們說話的語言就像一條母魚一樣，它孕育、生產出每個民族的特性，最後它可能很悲慘地死去，或者遭到很不好的對待，就像這詩後面說的：我們的雙唇被縫上了，好像我們有一些東西不能說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期待一場暴雨，這裡我又用了一個諧音——暴雨的“雨”，也是跟母語的“語”是諧音——不讓我們說母語的時候，我們就來一場暴雨吧。

〈緬甸文辭典〉

從一個晚上開始它突然
打不開了
就像人類的自由史上
無數個突然的夜晚
無數人被非人銷聲
但沒有匿跡
這是血，是最頑固的印刷術
一小圈一小圈的滴落
永遠有缺口
永遠在擁抱
讓我想起這個世界最夢幻的文字
肥皂泡一樣的緬甸文
永遠在破滅
永遠在滋生
當它書寫疼痛、不屈和懷念的時候
它和全世界的文字是一樣的
傳頌於魚、奴隸、獵人和未亡人之口
不需要翻譯
我們吞下，用肝膽保留

2021.3.20

這是這組詩裡我寫得最痛苦的一首，但也好像觸及了一些關於母語本質的東西。那是去年緬甸革命和鎮壓發生的時候，那是比香港、泰國都要慘烈的，一次又一次的鎮壓。

下面四句是我在網路上找到的一些、我們經常會說的一些話的緬甸文翻譯。當然我還是不會讀，大家可以看看這些字的形態，給予我這首詩的一些靈感。我覺得緬甸文是我見過最優美或最可愛的一種文字，一圈一圈，但是它的圓圈好像很少會連在一起，總是會有缺口，就像我們小時候玩的肥皂泡一樣，總是在破滅，但是它破滅會再形成，破滅又再形成。

這就很像我們所知道的緬甸的當代歷史，一代一代人的抗爭，一代一代人的爭取民主，永遠沒有盡頭，但還會繼續下來。

最後的那兩句：我會遵守諾言等你回來、你還會回來嗎，這是我在一個緬甸文辭典上面拍下來的，像是談情說愛的話，但放在去年的緬甸，就變成了所有的未亡人，說給那些死去的人、或者說被抓走的人的一句話。

我們這些未亡人，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這些字吞到我們的肚子裡面去、吞到我們的心裡面，用我們的肝膽去保留它。保留文字、保留母語，就是保留一個民族。

〈烏克蘭文辭典〉

無法改編的是死亡
無法在倖存者的數目上多加一人
無法令歌劇院重新彩排
無法令母嬰醫院回到
第一聲呼吸的強壯
然而卻可以無損於翻譯
從烏克蘭文翻譯成英文、法文、日文
甚至最曖昧的中文，但除了俄文
——這近鄰
這近鄰已經像斯普尼克衛星一樣放逐於黑暗
我聽見他們在普京演說的時候吶喊
卻聽不清是在叫“停止戰爭”還是
“俄羅斯萬歲”
我翻開我心中的烏克蘭文辭典
我要指給他們看敖德薩、基輔、第聶伯河……
這些詞彙也曾經是你們大口呼吸的悲傷的一部分
把它們像雪一樣含在嘴裡吧
感受母乳裡沸騰的星系
熾熱無比的再生

2022.3.19

烏克蘭的事情我們都很痛心，因為就是赤裸裸的侵略。我不接受任何一個人為俄羅斯說項，因為這沒有任何可說的，如果你認可俄羅斯這樣的一種所謂的先發制人的、這種所謂的非武裝打擊的人，你就是跟暴政站在一起，你就是跟這個世界上那種惡魔一樣的力量站在一起。所以因為這個我跟好幾個朋友都吵翻了，後來也說服了其中一些人。

我想我在整個這個事件裡面，再去回溯到剛才所寫的事件，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再生。我們沒辦法去扭轉已經發生的事情，但是我們有再生的能力。這是我們跟毀滅者不一樣的。

我們擁有這些詞彙，我們擁有這樣的文化，我們擁有這樣文明的高度，才有真正的再生。無論面臨多少次毀滅，只要有再生能力，我們都是笑到最後的人，最後擁有這個生活、這個現實的人。

【講座問答】

●主持人周若濤：通過詩的語言，這些詩給我們帶來了超越地域和超越國境的共鳴和共情，然後一再的召喚一種樸實的關懷，這讓我想起一個對比：現今網路上很多各種各樣的回聲，裡頭經常充斥著單元粗暴的話語，不斷的堆加、擴散，可以說是一種負面的共鳴。詩當然是更加深邃、更加豐富，它應該是抵抗這些粗暴語言的力氣，可是我們現在看見的，粗暴的語言似乎正在侵蝕詩這種精微的語言。所以我想扮演一個惡魔代言人的角色，唱一下反調，問一個問題，我的問題是：詩在抵禦更大的現實之前，是否在它的主場──也就是語言的領域，就已經節節敗退了呢？

答：這是很好的問題，我突然就想到前兩天看到的一句話，這句話說得非常妙。好像是一個牧師說的，他說，“你們把我埋了，但你們沒想到，其實我是一顆種子”。詩的語言當然是精緻的，而且是美輪美奐的，這個美不是嬌弱的美，是擁有很多種向度、面向的美。這樣的語言在這個眾聲喧囂的時代好像是被閉聲的，被其他的聲音所遮蓋。但是沒想到我們在這個時候，我們還在堅持，我們其實是在前行，我們在濁流底下前行，我們是一股清流。這股清流不應該用很短暫的目光去看，不該這幾個月、這幾年去看。

在安史之亂的時候，杜甫一個逃難的老詩人，他寫了很多詩，誰會在意他呢？那些軍閥、那些求生的人，沒有一個人會在乎這些詩，但他就是寫。過了好多年，到了北宋的時候，大家意識到，原來這些詩為我們保留了盛唐，所謂的人類文明最燦爛的時刻是怎麼樣的，他成了一個道德文明的標準、一個模型，可以讓我們去重建這些美好的東西。

寫詩的人有時候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覺得我們是無力的，我們的力不是花在這上面的，我們的力是在長遠的、在未來的、在人心深處。總有一天，總有一個時刻，有某個人，他面臨精神危機的時候，他想起來的往往是一句詩，或者像詩一樣的、富有哲思的話，而不會想起這種網絡流行語，那種段子、搞笑的東西。

●主持人周若濤：有沒有一些實際的例子，詩在抵禦現實的時候，真的產生了一些現實的成果？還是說我們不該提這種成果，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成果？他的影響就像也斯的詩所說的，是在遙遠的未來，是不可量化的，是種下一個動因這樣子。

答：不是，絕對不是一種量化，也不是一種具體的結果，雖然像我剛才說的，某一句詩會在某個時刻去鼓勵你，但宏觀的來說，我們去想想，即使在一個很糟糕的時代，也會有人在寫詩，有人去保存，這個行為本身對我們就是一種激勵。就像有句詩鼓勵我的，寫的是德國詩人布萊希特，他說過，這麼糟糕的時代，還有人寫詩嗎？他說，不，在糟糕的時代，一樣會有糟糕時代的詩。

人類的不甘，人類對命運的不屈從，往往是通過做一種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來呈現的。但你也可以反過來說，一個人，飯都沒得吃的時候，他還有詩，支持他的心智，讓他意識到他生之為人，有人的尊嚴，去支持下去，我覺得這是更重要的一點。

●主持人周若濤：我曾看你提出一個主張，一種文學的理想，叫做南方的文學，你說它是溼潤的、是草莽的，可不可以對此多加闡述？馬來西亞在更南的南方，南方以南，也想請你兼談一些對馬華文學的看法或期許。

答：當然一開始我這麼說的時候，是想到了我們都在南方，南方是遠離北方殿堂的，是一個在野的狀態，甚至在北方的眼中，我們就是南蠻，“禮失求諸野”，這樣說也是把我們作為“野”來說的。我覺得要扭轉來說，“野”有什麼不好？真正的生命力就是在野。

我也想到了，像南方的山水、和我們跟海的關係，都跟北方中原，大山大村很不一樣。我們的風景是散漫的，我們的風景甚至有時候是隨便的、亂七八糟的，但是我們總有海岸線，告訴我們怎樣才是自由的。海岸線意味著到處都有出口。你在一個大中原裡面，你就只能向中心靠攏才能生存下去，而這也是一種政治隱喻，但同時也是一種對文學對語言的隱喻，就是說我們的寫作在尋找的是各種突破的出口，但沒辦法，我們在野地裡面，在野地裡面你就要嘗試很多東西。

另一方面，南方是比北方更有煙火味的，就從飲食文化來說就好，或者從我們的街市，很明顯我們的街市是更混亂熱鬧的。這種煙火味，我打個隱喻，它製造了我們的溼潤，溼潤不只是空氣裡水分子潮溼，還是我們的煙火氣，導致一切都是聲色味俱全，所以我們的文學也是聲色味俱全。我們沒有很多很雄壯，什麼很蕭條、大漠裡的永恆這種東西。但他們有雄壯之美、孤獨之美，而我們就是野性之美。

其實這就是我在看馬華文學最大的感受。我很喜歡黃錦樹、張貴興、黎紫書啊，我作為一個旁觀者非常喜歡，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一直都很關注中華文明它的邊緣化之後的生變，它的變化萬千其實是完全超出了中原的想像的，所以我們要在裡面才能發現未來的文學，而不是一味的去找中心的泰斗。

另一方面就是我剛剛說的煙火氣、草莽氣，甚至犀利、野蠻、暴烈等等，這些東西提供了文學的血氣。我覺得馬華文學現在發展得已經很好了，以後期待的是，它的主體性更強，甚至不用跟臺灣文學、大陸文學做過多的比較，而是說，我們已經真真正正的建立我們的敘事基地了，我們的敘事和抒情的背景是多麼豐厚。

而目前我最期待看到的是更多馬華的詩，因為我看的詩反而不多，因為在臺灣看的多數是小說，因為小說比較好賣。希望未來可以看到更多這種遊離於主流的詩歌會是怎樣，說不定會反過來對香港臺灣詩歌、這種跟主流比較貼近的，有一種更大的給予，打破我們的障礙──我們跟中原貼得太近了，有時候以為我們就是他們，其實並不是。所以從馬來西亞文學我就能得到這樣一種力量。

●聽眾勤勤：請問暴雨或暴（語）如何抗爭／抵禦現實的不公？不確定該怎麼解讀“暴雨”和“暴‘語’”。

答：當我們的語言受到限制的時候，有時候我們是需要行動的，不只是停留在語言的層面上，而這個行動不一定是暴力的行動，你要用你的命運去做出抵押。你可以選擇做不做一件事情，這就是行動，這就是暴雨。而當所有人認為你應該識時務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你的良知跟你說：欸我不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就是在驅動一場暴雨，這場暴雨可能會讓你命運改變，而不只是說我寫不寫這首詩這麼簡單而已。

●聽眾阮文略：請問在自由時代／地區和不自由時代／地區寫的詩會有怎樣的分別？

答：這個問題我想他這樣問，我非常能理解他的感受。我也非常痛心，現在在香港，我們已經不得不進行一種自我審查和被審查的壓力。我還是想去鼓勵我的戰友、我的詩友們，我們首先不要自設底線設得太低，我們要去碰這個底線，當然前提是不讓我們和我們的親人等等受到傷害。

我們可以借鑑的是中國，在中國他們的不自由程度，一個西藏詩人他為什麼還能寫詩呢？他為什麼還在寫呢？而且他還寫很大膽的詩。當然他有可能會失去一些東西，但這個失去的程度我們要去衡量，失去和得到，怎樣才是我們能夠接受的？我覺得這條線我們還是可以去探的。

中國大陸已經這樣子70年了，但很多人在寫啊，也很多人寫出了很有力的詩，我們未嘗不可以去學學他們，或看看他們的線是怎樣設的。當然我這樣說是很不負責任，我現在不在香港，但我想假如我現在還在香港，會寫我剛才讀出來這些詩的，只不過文責自負，自己去承受它所帶來的後果。

●聽眾Olivia Lim：請問在當今出現文字獄／禁字的網路時代，會不會因為這種情況限制了思想表達的文字自由呢？

答：當然會受限制，因為我們不能暢所欲言了，就像剛才若濤說提到《時代革命》這部電影，如果這個活動是在香港舉辦，我們連這4個字都不能講。因為他現在沒有明確的一條線，他可以去誣陷你，說你是怎樣。但這個自由，我們用另外的角度去想，自由又是怎樣？自由就是種種不可能。比如用隱喻、用反諷、用超現實，有很多現代主義的修辭手法，比如在蘇聯時期，甚至在集中營裡面、納粹德國裡面去發明出來的，為什麼在這麼極端的情況下？人就是這樣，人類就是你越不讓他說話，他越要說話，只是我們會有很多說話的方式而已。

●聽眾管偉森 : 想請問您都如何消解那種……過度激憤抑或過度憂患的時刻？除了反映在詩本身，還有什麼方式嗎？比如除了詩，除了面對種種的不公，生活畢竟還有家庭、感情、工作等問題，很多壓力無時無刻都排山倒海而來。老師都是怎麼消化這些、平衡這些的？

答：首先我們不要用很及時的反應，當然被針扎到會叫疼，但叫疼的聲音不是詩。我們要痛定思痛，我們去想想這是剎那的痛，還是一個長遠的痛，還是一個被埋藏了、被忽略了、被我們迴避的痛。這樣痛定思痛，慢慢的反芻我們的痛，我們才會寫出一首關於疼痛的詩。但當然，我並沒有認為我們去消解了它，沒有去消解壓力、沒有去消解悲痛、沒有去消解不公，我們只是把它用詩承接下來了。承接下來後我們慢慢的去端詳它、去直面它、去問問它，為什麼你會這樣來臨到我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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