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纪录片《疫情下·活着》镜头之光照暖暗角的冷
（吉隆坡23日讯）一位是人道机构MyCARE社区人道救援者张安翔，一位是影视导演赖昌铭，两人在疫情期间从事物资援助时，看到了一直被忽略的群体，彼此促成了纪录片的拍摄，历时两年完成了首个马来西亚疫情纪录片《疫情下·活着》，希望能将它带到人群，唤醒大家对身边其他族群的关注，为社会带来一点改变，增添一点温度。
《疫情下·活着》是由MyCARE人道机构和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CFAM）合制的90分钟影片，结合了前线人员与其家属、贫穷社区、冠病康复者、人道工作者、外籍客工及难民的整体概况，记录了我国的疫情年代。
赖昌铭：盼关注被忽略群体
回想当时拍摄纪录片的初衷，《疫情下·活着》纪录片导演赖昌铭坦言，2020年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使他放下手头工作，让他有了思考的时间，于是便留意到了在疫情初始便启动物资援助的MyCARE和张安翔。
他在Warong Old China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说，自己在参与张安翔的援助活动中看见了一直被忽略的人群，心想若国人因不能出门旅行和购物就叫苦连天，那些无法工作而失去收入的人将如何渡过这个灾难。
为此，他们萌生了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但当初的摄影团队只有他、张安翔及两名摄影师，面对一个如此广泛的课题，加上时间又不等人的急迫，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拍一步，走一步，一步步地摸索、思考、调整、呈现了这部纪录片。
他坦言，能借此机会和便利深入弱势群体的家中进行拍摄，与他们对话，能感受他们当时惊恐的状态，所以他们在镜头里的表达都很真实。
对于拍摄过程难忘的经历，他认为，士拉央巴刹拍摄的场次令人难忘，尤其难民给予他的更为难受，因为难民在当时被归咎是病毒来源、网络舆论也歧视他们，让他对这些人更深感同情。
院线包场仅播放3天
此纪录片从7月22日起至24日每晚7时在吉隆坡Midvalley Megamall GSC影院上映（每日一次播放），间中的原因是受到电检局的限制。
赖昌铭说，电检局对纪录片能一刀未减已是客气，当时电检局担忧此影片太血淋淋，其真实性会引起社会不安，为此他们对纪录片局部画面进行消音，主动告知电检局只做小型播放，为此获得了该局的批文。
“我们只能以院线包场的方式来播放，平均每一场有72个座位。”
张安翔：冒生命威胁拍摄记录
亦是《疫情下·活着》纪录片监制之一的张安翔说，赖昌铭在2020年5月在参与人道救援志工后，就有了拍摄纪录片的念头，随后他们获得7Days的赞助，同年8月开拍至2021年8月结束，在经历半年的剪辑才完成这个作品。
他形容，这个拍摄是被动和及时性的，即他需要筹资、采购物品、安排派送等事宜后，才能决定拍摄的时间，有时确认明天要到沙登农业博览馆低风险隔离及治疗中心的行程，摄制团队就要立马准备好，明日就前往拍摄。
他回忆，摄制团队每个月至少有一次或两次的拍摄，多数早上6时出门，晚上8时才能回家。
“那时摄制团队成员即使还未接种冠病疫苗，也勇敢到现场拍摄，甚至在冠病确诊病例高达2万多宗时，拍摄工作仍旧进行。”
“我很感激一群‘有心人士’和赞助单位一同尝试虽不讨喜，但最适合记载的纪录片叙述方式，大家冒着生命威胁，以视像记录这个疫情时代。”
郑雄城：纪实所有援助陪伴
《疫情下·活着》纪录片监制郑雄城说，此拍摄以纪录片呈献，是因为够纪实，能最大程度的还原和记录事实，而当时因疫情措施限制国人的行动，只有获得政府部门的信函才能外出，为此拍摄团队只能与MyCARE配合，拍摄了他们物资陪伴的精神和疫情过程。
询及剪辑的过程，他说，导演有立场，监制只能以“比较”客观，即离它比较远，能以中立的角度来看待和剪辑内容，不要使它悲情，而是要呈献疫情任何形式的陪伴，即MyCARE和张安翔的物资陪伴、赖昌铭的镜头陪伴，以及人类历劫两年后的希望。
他说，随着电影在影院上映结束，这部纪录片可以采取电影分享会，或者随着张安翔的书籍活动进行播放。
尤添福：反思过去学习关心
Muchico Bakery有限公司销售主管尤添福说，张安翔等人在疫情期间向他分享此纪录片制作时，二话不说答应和给予支持。
他反思，在这个灾难的疫情，人们能发现过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开始学习要相互关心，也留意时局发展如举白旗运动等。
“我们也在思考企业能为社会做什幺？而这个纪录片对我而言很有意义，是多年以后能重新看回的曾经。这样的支持与生意没有关系，我们是看长远，不是今天捐赠一粒面包，就期待明天有两粒面包的销售量。”
“我们带着慈善的心态来赞助这部纪录片，在疫情期间也捐赠了10万粒7days面包给前线人员。”
本地清真中餐馆Mohd Chan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陈志旺与张安翔相熟，得知他有这个拍摄的纪录片意愿，就以非政府组织的企业社会回馈给予支持和配合，希望这部纪录片能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