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紀錄片《疫情下·活著》鏡頭之光照暖暗角的冷
（吉隆坡23日訊）一位是人道機構MyCARE社區人道救援者張安翔，一位是影視導演賴昌銘，兩人在疫情期間從事物資援助時，看到了一直被忽略的群體，彼此促成了紀錄片的拍攝，歷時兩年完成了首個馬來西亞疫情紀錄片《疫情下·活著》，希望能將它帶到人群，喚醒大家對身邊其他族群的關注，為社會帶來一點改變，增添一點溫度。
《疫情下·活著》是由MyCARE人道機構和馬來西亞中文影視協會（CFAM）合制的90分鐘影片，結合了前線人員與其家屬、貧窮社區、冠病康復者、人道工作者、外籍客工及難民的整體概況，記錄了我國的疫情年代。
賴昌銘：盼關注被忽略群體
回想當時拍攝紀錄片的初衷，《疫情下·活著》紀錄片導演賴昌銘坦言，2020年一場意想不到的災難使他放下手頭工作，讓他有了思考的時間，於是便留意到了在疫情初始便啟動物資援助的MyCARE和張安翔。
他在Warong Old China接受《星洲日報》訪問時說，自己在參與張安翔的援助活動中看見了一直被忽略的人群，心想若國人因不能出門旅行和購物就叫苦連天，那些無法工作而失去收入的人將如何渡過這個災難。
為此，他們萌生了拍攝紀錄片的想法，但當初的攝影團隊只有他、張安翔及兩名攝影師，面對一個如此廣泛的課題，加上時間又不等人的急迫，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拍一步，走一步，一步步地摸索、思考、調整、呈現了這部紀錄片。
他坦言，能借此機會和便利深入弱勢群體的家中進行拍攝，與他們對話，能感受他們當時驚恐的狀態，所以他們在鏡頭裡的表達都很真實。
對於拍攝過程難忘的經歷，他認為，士拉央巴剎拍攝的場次令人難忘，尤其難民給予他的更為難受，因為難民在當時被歸咎是病毒來源、網絡輿論也歧視他們，讓他對這些人更深感同情。
院線包場僅播放3天
此紀錄片從7月22日起至24日每晚7時在吉隆坡Midvalley Megamall GSC影院上映（每日一次播放），間中的原因是受到電檢局的限制。
賴昌銘說，電檢局對紀錄片能一刀未減已是客氣，當時電檢局擔憂此影片太血淋淋，其真實性會引起社會不安，為此他們對紀錄片局部畫面進行消音，主動告知電檢局只做小型播放，為此獲得了該局的批文。
“我們只能以院線包場的方式來播放，平均每一場有72個座位。”
張安翔：冒生命威脅拍攝記錄
亦是《疫情下·活著》紀錄片監製之一的張安翔說，賴昌銘在2020年5月在參與人道救援志工後，就有了拍攝紀錄片的念頭，隨後他們獲得7Days的贊助，同年8月開拍至2021年8月結束，在經歷半年的剪輯才完成這個作品。
他形容，這個拍攝是被動和及時性的，即他需要籌資、採購物品、安排派送等事宜後，才能決定拍攝的時間，有時確認明天要到沙登農業博覽館低風險隔離及治療中心的行程，攝製團隊就要立馬準備好，明日就前往拍攝。
他回憶，攝製團隊每個月至少有一次或兩次的拍攝，多數早上6時出門，晚上8時才能回家。
“那時攝製團隊成員即使還未接種冠病疫苗，也勇敢到現場拍攝，甚至在冠病確診病例高達2萬多宗時，拍攝工作仍舊進行。”
“我很感激一群‘有心人士’和贊助單位一同嘗試雖不討喜，但最適合記載的紀錄片敘述方式，大家冒著生命威脅，以視像記錄這個疫情時代。”
鄭雄城：紀實所有援助陪伴
《疫情下·活著》紀錄片監製鄭雄城說，此拍攝以紀錄片呈獻，是因為夠紀實，能最大程度的還原和記錄事實，而當時因疫情措施限制國人的行動，只有獲得政府部門的信函才能外出，為此拍攝團隊只能與MyCARE配合，拍攝了他們物資陪伴的精神和疫情過程。
詢及剪輯的過程，他說，導演有立場，監製只能以“比較”客觀，即離它比較遠，能以中立的角度來看待和剪輯內容，不要使它悲情，而是要呈獻疫情任何形式的陪伴，即MyCARE和張安翔的物資陪伴、賴昌銘的鏡頭陪伴，以及人類歷劫兩年後的希望。
他說，隨著電影在影院上映結束，這部紀錄片可以採取電影分享會，或者隨著張安翔的書籍活動進行播放。
尤添福：反思過去學習關心
Muchico Bakery有限公司銷售主管尤添福說，張安翔等人在疫情期間向他分享此紀錄片製作時，二話不說答應和給予支持。
他反思，在這個災難的疫情，人們能發現過去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冷漠，開始學習要相互關心，也留意時局發展如舉白旗運動等。
“我們也在思考企業能為社會做什么？而這個紀錄片對我而言很有意義，是多年以後能重新看回的曾經。這樣的支持與生意沒有關係，我們是看長遠，不是今天捐贈一粒麵包，就期待明天有兩粒麵包的銷售量。”
“我們帶著慈善的心態來贊助這部紀錄片，在疫情期間也捐贈了10萬粒7days麵包給前線人員。”
本地清真中餐館Mohd Chan集團董事經理拿督陳志旺與張安翔相熟，得知他有這個拍攝的紀錄片意願，就以非政府組織的企業社會回饋給予支持和配合，希望這部紀錄片能通過媒體宣傳等方式讓更多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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