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27日讯)中国试图以“双减”政策整治补习业,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一年后,补习业并未消失,而是走入地下化,更高的学费和更需人脉引介的家教师资,使资源反向重分配给中上阶层家庭。
为了减轻学生的补习负担和家长的学费开支,中国去年7月24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冲击了原先市值粗估近人民币2兆元(约1.3兆令吉)的中国补教业,大量线上和实体补习公司裁员关闭,老牌业者“新东方”也被迫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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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过后,中国学生和家长的补习压力是否减轻了?
上海英文媒体“第六声”(Sixth Tone)近日报道,“双减”政策推出后,补习业并未消失,反而催生了庞大的补习黑市,这个市场让经济富裕、人脉丰富的中上阶层家庭,更容易获得补习资源。
报道引述在北京从事金融工作的陶姓家长表示,她12岁孩子的暑假被英文、数学、物理和课辅课程排满了。她找到的补习班都是由小公司经营,他们从监管网中逃脱,“只要努力寻找资源,你还是能找到他们”。
一名吴姓家长也在“双减”实施后,连同两个家庭,为子女找到外籍英文老师上1对3的家教课。居住在教育竞争激烈的海淀区,她还安排7岁孩子在暑假上英文、中文、数学、绘画、芭蕾、电脑和游泳等课程。
报道引述纽约大学研究中国教育体系的副教授程华宇(Hua-Yu Sebastian Cherng)分析指,当一项政策影响中上阶层家庭时,他们会找到绕过法律的方法,“这些家庭有最丰富的资源,他们最了解如何在中国做事”。
不过吴姓家长也反应,“双减”让补习费用更高了。以往小孩的英文班学费大约是一年2万元,现在则是两倍。她估计,女儿每个月的课外学习费要1万多元。
这样的补习开支,担任高阶白领、年薪合计百万的吴家夫妇还可负担;但多数北京的家庭收入只有这个数目的1/4。
一名在上海的范姓家长说,11岁女儿现在只在一个因“双减”政策转型为非营利机构的补习班上课,不过课程从实体转为线上,小孩的收获并不多,成绩也退步。
她说,现在虽然省了补习费,但要花更多时间教女儿,且自己无法像补习班一样有系统地教学。
她也反应,自己很难找到地下补习班的资源,其他家长也保持低调,不愿帮忙。
报道引述多位家长称,因为担心被举报,也因为学生的竞争本来就很激烈,他们对孩子上家教的事保持低调,也不希望其他学生接触到同一位老师。
程华宇表示,中国家长的焦虑更甚以往,这是“双减”政策无法彻底消除家教所造成的影响,“中产阶级的家长更紧张;短期内,最菁英的中上层家庭则已找到了出路”。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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