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在自由貿易體制下,為建立全球供應鏈做出了貢獻,並帶動了自身的經濟增長。從此意義上來說,東盟也是最受益於自由貿易的地區。為維護自由開放的貿易環境,現在該是東盟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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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正從“協調”時代進入“分裂”時代。美國認為中國不僅在經濟和軍事上,而且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構成最大威脅,以制裁性關稅為首,陸續推出進出口管理、強化投資限制等措施。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更使這一結構複雜化。在俄入侵烏克蘭不久後,全球140多個國家要求俄羅斯立即撤軍,並贊成聯合國發起的譴責決議案。但是隨著戰事的長期化,俄羅斯手握著能源、穀物、肥料等基礎產品牌,很多國家都變為中立的態度。世界被分為民主主義陣營和威權主義陣營,並相互進行經濟制裁的對立局面。
在這一困難時期,印尼將擔任G20,泰國將擔任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的主席國。但是,對立結構被帶入這些多邊框架,使其陷入了功能不全。在秋季G20首腦峰會之前,部長級會議已經出現了尖銳的對立,無法發表聯合聲明。
國際協調陷入困境,世界面臨通貨膨脹、能源高漲、肥料籌措困難、伴隨著美國利率上升和資金流出的當地貨幣貶值以及債務問題等威脅。特別是脆弱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危機的腳步聲迫在眉睫。
斯里蘭卡在4月份因無法償還510億美元的對外債務並自己宣稱“國家破產”。國庫美元枯竭,導致能源進口中斷,陷入該國獨立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經濟失政引發了國民的憤怒,發展成了政治危機。
斯里蘭卡危機只是一個更大危機的開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指出:“60%的低收入國家處於債務危機或接近債務危機的狀態。”危機迫在眉睫,國際協調的應對刻不容緩。
在分裂的國際社會中,多邊框架陷入功能不全的情況下,東盟可以成為兩個陣營的“緩衝材料”或“催化劑”。另外,經歷了1997年的亞洲貨幣危機,東盟可以代表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聲。
東盟的“催化劑”功能歷來受到高度評價。例如,日本、中國、韓國3個國家之間,由於政治關係和歷史問題很難合作。韓中日自由貿易協定(FTA)雖然已經進入了談判開始後的第10年個年頭,依然沒有取得成果。相比之下,東盟擔當催化劑角色的東盟+3(中日韓)的金融和大米儲備等合作有效地發揮作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於2022年1月生效。
還有一個東盟作發揮催化劑作用的場面,也就是東亞峰會。屆時東盟提供與各種域外國家對話的場所。日本、美國、中國、俄羅斯也將參加。作為“東盟”如果能為消除國際社會分裂做出的貢獻,對東盟的國際評價一定會高漲。
在發生亞洲貨幣危機之際,與東盟及和東盟對話各國合作應對的經驗大有裨益。東盟也親身經歷了應對外匯外流、不良貸款增加、安全網設計等。另外,東盟內部既有新興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等的面孔。迄今為止,東盟已經根據經濟水平量身打造並運用了的政策措施,並建立了東盟經濟共同體(AEC)。
即使在冠病疫情初期,東盟沒有采取不必要的非關稅措施,對食品、醫藥品、醫療及其他必需品等出口禁止、限制措施適用、解除相關信息迅速進行通報,並總結出“河內行動計劃”。在東亞峰會,或許可以參考河內行動計劃,將對象擴大到食品和能源等,爭取達成協議。
近年來,在東盟,比起區域整體的利害關係,也有若干成員國採取優先本國利益的行動。但是,若要發揮催化劑作用,至少10個成員國要形成“一個聲音”採取協調行動,再融合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才能對民主主義、威權主義兩個陣營發揮更加強大的議價能力。正因為是中立且有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面孔的東盟才能做到這一點。
東盟在自由貿易體制下,為建立全球供應鏈做出了貢獻,並帶動了自身的經濟增長。從此意義上來說,東盟也是最受益於自由貿易的地區。為維護自由開放的貿易環境,現在該是東盟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Seiya Sukegawa: Asean’s potential in a precariou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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