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家說書】梁觀耀 / 余英時19歲的抉擇

然而，餘先生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卻在這一年寒假裡發生。父親一家輾轉遷居香港，著他寒假去探望。赴港探親時，依舊一心一意想著只在寒假一個多月裡與父母重聚後便回燕京繼續學業，完全沒有留港定居之念。他當時仍堅信，自己的生命只能和中國本土打成一片。就在歸京之志甚篤之際，回程途中去廣州的火車竟然故障，耽誤了四五個小時，導致無法連接返京班次，只能改乘隔天的火車。正是在這短短几個小時裡，他忽然改變了想法，使他從根本上懷疑回北京的決定是錯誤的。

“我一意要回中國本土，為自己國家盡力，也是過重外在的形式而沒有觸及具體內容，最後留為一種抽象之談。我的父母即是中國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還談什麼為中國盡心盡力？”

餘氏這段自白，可視為日後他所說“我在哪裡，那裡就是中國”這句名言的發韌。

余英時先生當然是中國人。他生長於馬列主義主宰中國以前的中國。他掌握及理解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深於任何一箇中共管制下被洗腦、只會喊愛國口號的中國人。他的“中國人”，乃是文化概念上的認知，而不是對政治黨派的認同——中共此一政黨所認同的其實是一個德裔猶太人混合前蘇聯獨裁者的思想理念，並非講究君子之道與宗族精神的中國傳統思想。因此，他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這本充滿爭議的大著便說：

“文化不是掛在嘴上的空洞口號，而是體現在個人的全部言行之中。……平時儘可以持論極高，現在到了實踐關頭，便不是空談能夠搪塞得過去的了。”

孔子“我欲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名也”這句被司馬遷尊奉的治史律則便是這一精神的最早呈現，而這段話除了可視為餘氏做研究的基本立足點，亦可看作其個人的夫子自道，更是“我在哪裡，那裡就是中國”的簡明註腳——他留下的等身著作，充分體現了他對中國社會的關懷與人文精神的思辨，更成為意欲瞭解中國的讀者，一盞又一盞的指路明燈。

◢毛澤東時代，老學人受迫害

餘先生曾序巫寧坤《孤琴》，回憶了他19歲入讀燕京大學一學期的事蹟，可與前面所提〈燕大學人〉一節互補。尤可注意者，序裡提及在讀了不少毛澤東時代老學人留下的日記、書信後，深刻感受到他們在那樣高壓鐵腕的環境下扭曲了的心理狀態：

“中國知識人儘管受盡了迫害和侮弄，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卻始終在共產黨的精神枷鎖的籠罩之下，不但擺脫不掉，甚至失去了擺脫的意志。所謂‘精神枷鎖’是指知識人，無論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接受‘黨’是決定他們存在價值的唯一精神權威。每一個知識人的評價及其正或負的程度最後都完全由‘黨’的一句話來決定。如果‘黨’給他‘定性’為‘反革命’、‘右派’或‘資產階級’，他首先便會自覺罪該萬死，羞愧無地；如果‘黨’為他摘去上述任何一頂‘帽子’，他又立即如獲新生而且感激涕零。不用說，如果他竟能批准‘入黨’，那更是人生最大的榮耀，不但家人親戚為之歡欣鼓舞，生平相知，特別是帶有‘帽子’的，也都不盡要‘彈冠相慶’。”

這一精神權威現在當然已蕩然無存，只剩下民族主義情緒可供“黨”操控和玩弄，以及因高科技的興起和運用來加強嚴密監控，在“社會群體性事件”火苗蔓延以前就以“維穩”之名碾壓撲滅，而後繼續掩耳盜鈴地天下太平，日月清明，風雨如晦的“四月之聲”也變調成和諧的奏鳴曲。

◢如果沒遇上錢穆，沒留美……

當年毛澤東回答如果魯迅還活著會如何的問題，曾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如今也且來假設，要是餘先生當時成功北歸，沒遇上錢穆、沒留學美國，而是經歷了今天眾所周知一連串入魔般瘋狂的鬥爭“運動”——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上山下鄉、勞動改造、土法煉鋼、破四舊、反右、六四……他大約亦會被“黨”套上深冷的“精神枷鎖”，受到極大的精神乃至肉體的折磨；不然就是當上社科院御用研究員，言皆玄遠地口不臧否當代人事。

說起來真是大幸。餘先生今天遺留下來的煌煌著述，都有賴於他19歲那年卡在北歸火車廂裡思想的“天人交戰”，最後決心南渡自由空氣濃厚的香港所致。這一轉捩點，成就一代歷史大家，讓吾等有機會奉讀他對中國精彩的研究與觀點，釐清自身文化之由來，以及其作為一個源遠流長的文明體系的特徵所在，而不會黨國不分地盲目沉浸在“大國崛起”——以犧牲掉個人尊嚴為前提——的泡沫幻象裡，甘當“黨”的旗手而不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