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福炎教授.回归幸福的经济学

国家政策不该只关注经济增长，也需在经济增长和幸福之间重新平衡，实现社会幸福最大化。从个人角度，别一时迷失，牺牲健康与家庭来提高收入。

统计局最近发布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的幸福调查：马来西亚幸福指数（Malaysia Happiness Index）。此指数分为6类水平 （按顺序，从低到高）：非常不幸福（0-2分），不幸福（2-4分），中等幸福（4-6分），幸福（6-8分），和非常幸福（8-10分）。这一个2021年进行的调查发现，尽管在疫情冲击之下，我国人民的总体幸福指数得分6.8 （满分为10），是在“幸福”的水平，令人欣慰。最令人鼓舞的是统计局还宣布该幸福调查将持续进行，计划每五年进行两次调查。

幸福是人类的终极目标。经济学在幸福研究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在1789年，英国法理，哲学和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创立了现代效益主义（Modern utilitarianism），所谓的效益（Utility）就是指幸福。根据现代效益主义，人类的行为是由乐（pleasure）和苦（pain）所引导的。趋乐避苦是人之常情，人之所求。所以政府政策应以社会幸福最大化（也就是痛苦最小化）为目标。譬如，如果政府只有一个物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而穷人消费这个物品的快乐是高于国王陛下，这个物品就该给穷人，不可给国王。简而言之，政策的立法原则是实现最多数人的幸福，而在幸福之前，人人平等。

不幸的是，在边沁之后，由于幸福的主观性（Subjectivity），导致了量化，比较以及测量幸福等等的问题，经济学家们都趋向回避幸福，而用客观与可衡量的消费量来代替幸福，开始假设消费量越高，幸福就越高。例如，在经济学中，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是一条不同消费组合但可带来相同程度幸福的曲线，更高的曲线代表着更高的消费量，也就是更高的幸福。一个人的预算限制（Budget constraint），也就是个人有限的收入，限制了他的消费量，也限制了他可以达到的最高无差异曲线（最高幸福程度）。因此，收入越高，消费越高，幸福就越高。

不同于幸福的主观性，收入和消费都是可直接衡量和相比的。就这样，经济学远离了幸福，注重收入与消费，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和经济增长成为了政府政策目标。各国不停追求经济增长，以为人民收入高了，消费能够增长，幸福就增长了。

幸运的是在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人均幸福却没有显著的变化，反而只是在一个固定的幸福水平之中来回波动。过后，经济学文献将这一重大发现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或“收入-幸福悖论”（Income-happiness paradox）。这悖论推翻了之前的假设。收入越高，幸福不见得就越高。最糟糕的是过度消费还会降低幸福。自此，一些经济学家如黄有光教授（世界知名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幸福，并发现其实幸福是可以衡量的。客观测量幸福（脑电波等讯号测量，间接地询问与受访者关系密切的人） 或主观测量幸福（用多项题目或单项题目直接问受访者），方法不同，但所衡量出来的幸福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所以，幸福是可以衡量和比较的。这一发现掀起了经济学研究幸福的浪潮，经济学开始回归幸福，为国家政策和人民福利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