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福炎教授.迴歸幸福的經濟學

國家政策不該只關注經濟增長，也需在經濟增長和幸福之間重新平衡，實現社會幸福最大化。從個人角度，別一時迷失，犧牲健康與家庭來提高收入。

統計局最近發佈了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進行的幸福調查：馬來西亞幸福指數（Malaysia Happiness Index）。此指數分為6類水平 （按順序，從低到高）：非常不幸福（0-2分），不幸福（2-4分），中等幸福（4-6分），幸福（6-8分），和非常幸福（8-10分）。這一個2021年進行的調查發現，儘管在疫情衝擊之下，我國人民的總體幸福指數得分6.8 （滿分為10），是在“幸福”的水平，令人欣慰。最令人鼓舞的是統計局還宣佈該幸福調查將持續進行，計劃每五年進行兩次調查。

幸福是人類的終極目標。經濟學在幸福研究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在1789年，英國法理，哲學和經濟學家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創立了現代效益主義（Modern utilitarianism），所謂的效益（Utility）就是指幸福。根據現代效益主義，人類的行為是由樂（pleasure）和苦（pain）所引導的。趨樂避苦是人之常情，人之所求。所以政府政策應以社會幸福最大化（也就是痛苦最小化）為目標。譬如，如果政府只有一個物品，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而窮人消費這個物品的快樂是高於國王陛下，這個物品就該給窮人，不可給國王。簡而言之，政策的立法原則是實現最多數人的幸福，而在幸福之前，人人平等。

不幸的是，在邊沁之後，由於幸福的主觀性（Subjectivity），導致了量化，比較以及測量幸福等等的問題，經濟學家們都趨向迴避幸福，而用客觀與可衡量的消費量來代替幸福，開始假設消費量越高，幸福就越高。例如，在經濟學中，無差異曲線（Indifference curve）是一條不同消費組合但可帶來相同程度幸福的曲線，更高的曲線代表著更高的消費量，也就是更高的幸福。一個人的預算限制（Budget constraint），也就是個人有限的收入，限制了他的消費量，也限制了他可以達到的最高無差異曲線（最高幸福程度）。因此，收入越高，消費越高，幸福就越高。

不同於幸福的主觀性，收入和消費都是可直接衡量和相比的。就這樣，經濟學遠離了幸福，注重收入與消費，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和經濟增長成為了政府政策目標。各國不停追求經濟增長，以為人民收入高了，消費能夠增長，幸福就增長了。

幸運的是在1974年，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發現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美國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人均幸福卻沒有顯著的變化，反而只是在一個固定的幸福水平之中來回波動。過後，經濟學文獻將這一重大發現稱為“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 paradox）或“收入-幸福悖論”（Income-happiness paradox）。這悖論推翻了之前的假設。收入越高，幸福不見得就越高。最糟糕的是過度消費還會降低幸福。自此，一些經濟學家如黃有光教授（世界知名經濟學家），開始研究幸福，並發現其實幸福是可以衡量的。客觀測量幸福（腦電波等訊號測量，間接地詢問與受訪者關係密切的人） 或主觀測量幸福（用多項題目或單項題目直接問受訪者），方法不同，但所衡量出來的幸福卻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所以，幸福是可以衡量和比較的。這一發現掀起了經濟學研究幸福的浪潮，經濟學開始迴歸幸福，為國家政策和人民福利做出貢獻。